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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
兹就隋唐二代各举一例如下：
《隋书》二《高祖纪下》（《北史》一一《隋本纪上》略同）云：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通鉴》二〇九《唐纪》二五景龙三年末云：
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
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中宗）云：“今岁不利东行。”
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
乃止。
观此二例，可知隋唐时关中长安之经济供给情势矣。
至唐玄宗之世，为唐代最盛之时，且为积极施行西北开拓政策之际，当日关中经济供给之问题尤较前代为严重，观《旧唐书》九八《裴耀卿传》（《通典》一〇《食货典》漕运门同，其他有关材料不备列）所云：
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
耀卿对曰：“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
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
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
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家大计，不惮劬劳，祇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若能更广陕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
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
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
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
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
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流相次置仓。”
上深然其言。
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
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
及《旧唐书》四九《食货志下》（参考《通典》一〇《食货典》漕运门等）所云：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
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
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岛，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
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
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始施用其言）。
则可知玄宗时关中经济不能自足情形及其救济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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