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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之方略，第一在改良运输方法，即沿流相资置仓；第二在增加运输数量，即运江淮变造义仓。
斯二者皆施行有效，然此尚为初步之政策，更进一步之政策则为就关中之地收买农产物，即所谓和籴；而改运江淮之粟为运布，即所谓回造纳布是也。
《新唐书》五三《食货志》（参《通鉴》二一四《唐纪》“开元二十五年”
条）云：
贞观、开元后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
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沽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关于和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
今所欲论者，乃和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系，至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难以考知，故置不论。
《旧唐书》一〇三《牛仙客传》（《新唐书》一三三《牛仙客传》略同）略云：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也。
初为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
文静后为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
开元初王君毚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
萧嵩代君毚为河西节度使，又以军政委于仙客。
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
稍迁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
开元廿四年秋代信安王袆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
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巨万，希逸以其事奏闻。
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
上大悦，以仙客为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为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
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
百司有所咨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
，不敢措手裁决。
寅恪案：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跻至宰相，其与张九龄一段因缘为玄宗朝政治之一大公案，但与和籴事无直接关系，故此可不论。
兹可注意者，为仙客出生及历官之地域并其在官所职掌及功绩数端，质言之，即以西北边隅之土著，致力于其地方之足食足兵之政略，而大显成效，遂特受奖擢，俾执中央政权是也。
史传言其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
夫关中用和籴法，乃特创之大事也，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
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
《隋书》二四《食货志》（参《通典》一二《食货典·轻重门》“义仓”
条）略云：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
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
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
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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