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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
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参《通典》一二《食货典》及《两唐书·食货志》等）略云：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冑上言，请立义仓。
上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
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
制可之。
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余各有差。”
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于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以其处军食为国防所关，不得如他处之便可任人民自由处理也。
又依户之等第纳粟，实已变开皇初立义仓时之劝导性质为强迫征收矣。
唐初之义仓似即仿隋制，然卒令率户出粟，变为一种赋税，中唐以后遂为两税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详本章所不能论，然其演变之迹象与隋西北边诸州相同，则殊无疑，岂其间亦有因袭摹仿之关系耶？未敢确言之也。
又观《唐会要》九〇《和籴门》所载如：
〔贞元〕四年八月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及《白氏长庆集》五八《论和籴状》所云：
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
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
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则和籴至少在德宗、宪宗之世，实际上为“散配户人，严加征催”
之强迫收取人民农产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
买而变为强征，殊可深思。
其在玄宗时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决言者，即和籴之制本为军食而设，如《唐会要》八八《仓及常平仓》云：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
及同书九〇《和籴》云：
长庆元年二月敕：“其京北、京西和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储无备，请置和籴使，经年无效，徒扰边民，故罢之。”
即可了然隋代以全国社仓人民处理不善，特在西北边州军防之地改官办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间接纳粟于军镇，其后改为依户等纳粟，亦是“配户征催”
之制也。
唐贞观义仓之制为全国普遍制，江南尚且实施，西北更应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贞观至开元其间皆有军事关系，为屯驻重兵之地，观《通典》一二《食货典·轻重门》“义仓”
条（参《旧唐书》九三及《新唐书》一一一《薛讷传》）云：
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义仓费用向尽。
则知西北边州军需之广，义仓亦必贷尽而有所不足也。
但欲足军食，舍和籴莫由，故《通鉴》二一四《唐纪》三〇“开元二十五年九月”
条（参前引《新唐书·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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