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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同卷《李希烈传》（《新唐书》二二五中《逆臣传·李希烈传》同）云：
李希烈，辽西人，少从平卢军，后从李忠臣浮海至河南。
综上所引诸人氏族或确是汉人，或有胡种嫌疑，或为唐室大臣子孙，或出微贱之族，其于中央政府或忠或叛，复有先后顺逆等之互异。
要而言之，家世或本身曾留居河朔及长于骑射二事则大抵相类，斯实河朔地域之胡化演变所致者也。
《新唐书》一四八《史孝章传》载其谏父宪诚之言曰：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又同书二一〇《〈藩镇传〉序》云：
遂使其人由羌狄然，讫唐亡百余年率不为王土。
故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谓“悉化戎墟”
矣（见上引《田弘正传》）。
尤可异者，即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此点自昔史家鲜有解释，兹试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
依据上列史料，知神州东北一隅河朔地域之内，其人民血统属于汉种者，既若是之胡化，则其地必有胡族之迁徙无疑。
凡居东北与河朔有关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唐会要》《旧唐书》俱谓之“北突厥”
，盖旧称如此）、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于与其部落邻近之地，如河朔区域，自有可能，而于事理亦易可通者也。
独中国东北隅河朔之地而有多数之中亚胡人，甚为难解。
若彼辈远自西北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迁移至东北端滨海之区，恐不可能。
姑就旧史所载者考之，似有三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
所谓隋季之丧乱者，即《旧唐书》九三《唐休璟传》（《新唐书》一一一《唐休璟传》略同）略云：
授营州户曹。
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略州县，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超拜丰州司马。
永淳中朝议欲罢丰州，休璟上疏曰：“丰州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
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
寅恪案：中亚羯胡必经由中国西北，而渐至东北。
在隋末中国扰乱之世最为中亚胡人逐渐转徙之良机会，两唐书《唐休璟传》或可于此事略露消息也。
唯《新唐书·唐休璟传》及《通鉴》二〇二“调露元年十月”
条俱无“奚、羯胡与桑乾突厥同反”
之语，又《新唐书·唐休璟传》虽亦作“戎羯交侵”
，而《通鉴》二〇三弘道元年五月条改“戎羯”
为“胡虏”
，固以“戎羯”
为泛称（见《后汉书》四八《吴盖陈臧传》论章怀太子注），然于此恐不免疏误也。
然则调露前后中国东北部已有不少羯胡，而羯胡之迁徙实由隋季侵入西北，辗转移来，此于事实颇为合理者也。
所谓东突厥之败亡者，即戈本《贞观政要》九《安边篇》略云：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唯拓拔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
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寅恪案：《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传》上与此同，盖皆源出《太宗实录》也。
惟无“太宗不纳”
之句，当是杜氏略去。
又“拓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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