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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本人并不太用“汉学”
这样的字样，但他自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所受训练而从事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无疑是他早年治学之重点，他回国后也在清华开讲所谓东方学之目录学。
他用“比较校刊学”
（即校勘学）称梵、藏、汉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有时则用印欧比较语言学。
这两者实际上均指他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所学习的“东方学（OrientalStudiesOrientalistik）”
，其实更具体而言应是东方语文学（OrientalPhilology），侧重于所谓“东方”
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与文献研究。
在我看来，寅恪先生早期从事东方学研究所走过的路颇似张之洞所说的从小学到经学再到史学。
印欧比较语言学，对寅恪而言，相当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而佛教文献学则相当于经学，寅恪最终的着眼点仍是史学。
他早年的东方学研究正是因为继承了吾国传统之旧学，并与近代之新学进行衔接，从而能发挥两者的长处，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
另外，寅恪青年时期的学术发展时代似可谓经学逐渐衰落、史学开始凸显的时代。
他的祖父陈宝箴参与了维新运动，父亲陈三立和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显见寅恪的家庭教育背景带有很强的新学色彩。
而他自青年时期负笈海外，更深受欧美学术的新风气熏陶。
他早年学术关注语言和宗教，也注意种族和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主题其实便是当时德国东方学研究的治学重点。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语境，除了特别考察寅恪之学术发展之外，亦关注寅恪之前辈学者、学界同人之学术活动及其思想背景，以及寅恪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和学术联系，比如烈维、白璧德等人的人文主义及其与佛学之关系，王国维、周作人等人对赫尔德之理解及其思想文化背景等。
寅恪所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化的时代，寅恪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对各种政治、文化、思想、学术的变化作出反应，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进行定位，如何对自身的思想、文化、学术与当时政治、社会之变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反应，均值得考察，本书仅就其中部分富有旨趣之议题加以讨论。
先前学界一些学术史论著对寅恪先生本人成名以后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讨论较多，而对他成长过程所处的世界学术背景注意并不充分，这大概是因为研究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以华人学者为主，所利用的资料亦以汉文材料为主。
虽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寅恪先生之学术有着广阔的欧美背景，但对西文资料的发掘仍然存在不足。
我们挖掘西文资料，并非说寅恪先生本人多么重视西文学者对其学术的研究和评价，而是需要利用这些资料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和学术史背景来看待寅恪先生的学术成长历程及其成就，从而在世界学术史的坐标系中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以材料而言，重视西文史料，实际上是以域外之胡语文献与吾国固有之汉文史料相互参证，以期更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寅恪学术之世界背景。
这大约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寅恪学术思想之二重证据法。
具体而言，欲研究寅恪之学术，宜以域外之胡语文献、寅恪自身之撰述、寅恪师友所传之掌故三类资料相互参证，可谓三重证据法。
一些重要问题因有新史料、新角度之出现，值得继续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出来了所谓“陈寅恪热”
，学界对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的研究有了许多丰富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可以推进的余地，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文文献中仍有不少有关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之记录，值得发掘和考察。
第二，余英时先生曾提出寅恪先生一生史学之三大变化，其中包括从东方学转向中古史研究，而这一转向也应放置于世界学术背景下再加考察。
寅恪先生的学术旨趣、学术训练、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在当时整个世界学术坐标系中如何定位也值得探讨，这个问题与前一问题也密切相关。
第三，当前西方学术界出现研究东方学学术史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也可借鉴，将引起我们在近代思想和文化史背景下重新对寅恪先生早期学术进行观察和反思。
本书对这些问题力图用新材料从新角度放在新视野中来进行讨论，不仅提供了寅恪早年留学时期和步入中年之后与国际学界互动的一些材料和看法，包括他早年留学的老师、同学背景以及他中年以后获得欧美学界荣誉的记录；也力图从所谓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角度探讨寅恪先生学术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如其早年学术在世界东方学谱系坐标中的定位等。
总之，本书将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放置于一些域内与域外之语境之中试图提出一些新议题。
寅恪先生中年即开始饱受失明之痛，后来又经历内战、南迁、历次政治运动，但在此艰苦卓绝之条件下，仍能克服各种干扰，“衰病流离，撰文授学”
，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陆续写出《论韩愈》、《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之作，其人格之伟岸、毅力之坚韧，惊天地、泣鬼神，世界学术史上极为罕见，堪称近世最杰出的中国人文学者。
自1996年以来，随着学界和民间所谓“陈寅恪热”
的兴起，寅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不断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此后出现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除中文外，西文相关文献亦极多，这些论著皆有其贡献，使得重写一本全面探讨寅恪学术的著作并无必要。
有鉴于此，本书的目的并非全面地、系统地探讨寅恪先生的国学与西学，而是选取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中一些富有旨趣的议题加以溯源和阐说，试图通过研读新材料，并发掘旧材料中之新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看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所以本书在内容上将尽量略人所详，详人所略。
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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