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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寅恪先生的思想和学术，必然涉及他所游学的欧、美、日本等不同语言建立的学术背景。
如果仅仅依靠汉文材料来讨论、解释寅恪的学术历程，显然是不够的。
记得早在1995年，上荣老师的读书课，学期一开始他便给我们发过一份他在莱顿汉学院留学时使用的东方学主要西文期刊目录，并逐一介绍这些期刊发表论文和书评的范围，嘱咐我们有空常去图书馆翻阅这些期刊的目录，以便了解世界学术之进展。
我当时的确常去北大和北图翻阅其中所列出的部分期刊。
赴美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已不再专门去图书馆浏览这些期刊目录，而是直接在这些期刊的主页上订阅其新目录通讯。
当初也因为帮荣老师编辑欧美所藏吐鲁番文书总目，在北大健斋108室荣老师研究室抄过一些西文相关论著目录的卡片，整理抽印本和复印的西文论文，可算是敦煌、西域研究的基本功训练，这帮助我熟悉了过去和现在欧美主要东方学家的研究领域、方向及其论著，也更深切体会了寅恪先生所谓“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一说。
后来我在看德国早期东方学期刊《东方学之目录学》以及其他西文刊物时，不时看到一些自己还算熟悉的早期东方学家的名字，不由得会心一笑。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积累，才使得我对早期东方学学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目前学界对有关寅恪先生的汉文材料搜罗甚为丰富，也对这些汉文材料作了非常详尽的解读。
不过，寅恪在海外游学十余年，相信留下的印迹亦当不少，故而要了解寅恪的学思历程，不可不重视西文材料。
不要说特别难找的珍藏文献，即便一般出版物也蕴含丰富的信息。
如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哈佛新材料其实并非特别的珍本秘籍，都是注册手册、目录、校报等校方公开出版物，只是因为其中可找到有关寅恪先生的记录而变得重要。
而我讨论寅恪先生与欧美学界的互动时也利用了《德国东方学会会刊》、《英国学术院院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等十分常见的公开出版物中有关寅恪的记录，这说明常见出版物经过细读仍可发掘富有学术旨趣的论题。
同时我也感到，要了解寅恪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仅仅依靠学理的、逻辑的推演来理解其思想和学术，也是不够的，知人论世，要对“知”
和“论”
的对象有了解之同情，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实际上也有助于了解寅恪早年的思想和学术。
我感到对研究对象不仅要以事证之，以理证之，也要以心证之，这三证法不仅与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暗合，其实亦是人文学的精要所在。
因此，若干年来，我甚至也试图在寅恪先生早年游学过的地点一一徘徊，体会他当时在战争威胁下游学四方的心情。
这种经历也让我对他当年的所思所想十分好奇。
当然，要想重建当时的场景是不可能的。
我深信寅恪先生的内心和学术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些印记也可能会在不同语言文献中留下“事证”
之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后代史家赖以理解他的基本史料。
所以我在本书中试图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中的相关文献进行相互参证，以期对以寅恪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一些断片获得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解。
本书的一些想法无疑也深受我的中国思想史老师裴德生先生的影响。
在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虽在宗教系主修中国宗教史，亦在东亚系选择中国思想史作为副修专业。
当时余英时先生已接近退休，所以我选择跟裴公念思想史。
裴公在杜希德先生去世之后负责《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对欧美汉学之发展颇为了然。
我有幸和他上一对一的读书课，我们虽然也讨论了一些原始文献，但花了很多时间议论世界学术史的过去和未来。
记得那时候刚进他办公室，他就指给我看办公室墙上王汎森先生所赠墨宝。
他又和我谈到在美国治西洋史出类拔萃的华人学者，比如夏伯嘉先生，因当时夏先生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戴维斯中心访问。
现在想起来，十多年前裴公和我谈到的这两位学者其实均研治近代史，而我现在也写近代思想学术史，也算是一桩往事因缘了。
裴公也告知他年轻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刘殿爵先生念书的经历。
与他的谈话让我感到他是北美学界中罕见的对中国传统博雅之学有着了解之同情的学者。
虽然我们在课上主要讨论古代思想，但裴公一直认为我跨海而来算“带艺投师”
，经常和我讨论中、西方近现代学术同异，特别是理论和方法、思路的同异。
受这些讨论和思考的激发，我的学术兴趣也不断拓展，其中即包括中国和欧美近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之比较和联系这一议题。
随后在研读19世纪以来思想学术史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寅恪先生的著述其实是了解近代中国不同思想、学问传统发展的一个极好切片，从而也发展了自己新的学术关注点，注意到一些相关的新材料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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