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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给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被后人收入文集之中，但这类文章极其罕见。
他对政治的看法，如同余英时先生等学者指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诗。
他之所以作诗，自然与现代学者的作风较为不同，但这一方面主要是继承了其家庭的文化传统，如父亲陈三立便是一位诗人。
寅恪先生也从不专门撰文与同行进行学术商榷，在文章中与同行讨论也非常规范，针对作品而非作者。
他虽然是位杰出的学者，但几乎很少犀利地批评他人。
他似乎特别谨受现代学术的规范，一心一意钻研自己的发现和发明。
在日本和欧洲，内藤湖南、福兰阁作为寅恪老师辈的学者，都曾当过记者，留下了一些时评、短文，而他们的学生如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已成为纯粹之现代学者，所留下的文字多限于学术论著。
以这一点而言，寅恪和他同时代的学者玉井是博、白乐日则多有共同之处。
以现实的层面而言，本书的写作深受余英时、张广达、裴德生（eterson）等诸位学界前辈的启发。
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时，和余英时、张广达先生的谈话直接启发了本书中的一些想法，很多文章在思路和方法上均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
他们的谈话常常涉及古今中外之史学与史家，这使我时常提醒自己要超越“中原关怀”
而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近代学术发展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思想与学术史的发展。
实际上，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直接影响我关注18世纪以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章学诚和赫尔德是同时代人，他们在史学思想史上有不少类似之处。
原本想为拙稿取名《论陈寅恪与赫尔德》，以示致敬之意，又恐有狗尾续貂之嫌，遂放弃。
而余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对寅恪先生史学和心境变化的论述亦直接对本书的研究深具启发性。
其中余先生书中论述的以下两点看法尤其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余先生论述寅恪先生在诗文中惯用古典和今典，即寅恪善于将史书中的故事和现实关怀密切结合起来；二是余先生强调寅恪先生史学经历了三大变化，以彰显其一生不愿逐队随人的学术性格。
余先生特别指出寅恪先生早年在哈佛留学时即对世界史感兴趣，购买了《剑桥史》进行学习。
他还通过考察当时《剑桥史》的出版状况，提示寅恪可能购买了《剑桥史》的部分卷册。
他也指出寅恪中年以后开始退出东方学领域，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
本书一些章节一方面试图补充余先生的论述，比如用新资料补充了寅恪在哈佛早年留学时的一些细节，以论证寅恪先生之史学所受德国近代学术之影响；另一方面也试图拓展余先生开辟的领域，比如本书提出寅恪不但用了中国的典故，可能也用了西典。
我也提出了寅恪早年东方学中的中国文化本位倾向，比如其佛学研究，实际仍限于议论禹域之内的主题。
即寅恪的佛学既反映了其所受欧洲东方学影响有文献主义的一面，又反映了其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面。
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侧重分析塑造、养成学科、学术兴起与发展之文化因素与背景，特别是对东方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文化偏见有所反思，使得人们对19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的政治和文化语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考察寅恪先生早年的东方学研究，亦不可不关注这些欧美学界的最新进展。
本书将寅恪先生的论著作为文本（texts），试图勾画出其背后的诸多语境（texts），也将其论著视为文献（literature），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
所以全书的讨论始终围绕文本、文献和历史的语境展开讨论，故不仅仅限于寅恪先生的著述，而试图提出一些更为广阔的语境进行讨论。
和许多中国古代史学者一样，我最早接触寅恪先生的学术是其中古史研究，特别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
本科时我曾上过唐代政治制度史和《资治通鉴》专题研究，正是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接触到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两稿，只不过彼时尚谈不上治学。
但就我自身的治学经历而言，原本学习中西交通史，后转入佛教史，时段更主要集中在中古时代。
因为受张广达先生和业师荣新江教授的影响，在我接触的范围之内，中古史研究又常常和敦煌、西域研究密切相关。
但是，这两个领域之间在中国学界内部对寅恪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联系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中古史研究会强调寅恪以现代方法开辟中古史新轨范的贡献，比如寅恪对地域集团、民族关系、宗教势力、社会阶级、婚姻集团、经济制度、武力消长、胡汉互动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在中古史学界内部学者们对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看法不一，颇为多样。
而敦煌、西域研究学界则常常更多强调寅恪的多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一学术在国际东方学领域之预流，有关寅恪语言能力惊人的各种议论在学界流传很广。
我原本从中西交通史专业背景来学习敦煌和西域文献，赴美以来逐渐将治学重点转到中原，于是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来观察这两个领域的不同发展，也因此对寅恪先生的学术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本书部分内容无疑反映了我近年来的一些思考。
1999—2002年张广达先生在普林斯顿访问三年，我常常去拜访他和徐庭云老师，和他们谈话不仅心情十分畅快，更获得诸多新识。
张先生对欧洲东方学的思想史背景极为熟悉，对法文、俄文、日文学界有关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第二手研究极为熟悉，他所论有关王国维、内藤湖南、沙畹、巴托尔德等人的文章均极具启发性。
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不仅研究敦煌、西域史要留意多种古代语言文献和当代不同语言的研究，研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和学术也应注意多个国家、多种语言文献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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