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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再通过白璧德与欧洲东方学的联系这一线索来看寅恪先生的佛学与欧洲东方学的联系，试图将其放在当时欧洲东方学坐标系中来看其早期佛学研究中所反映的文献主义与民族主义特点。
因在阅读史料过程中收集了不少关于赫尔德的材料，我又接着写了赫尔德对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民俗学、美学等方面的影响，因为寅恪先生早期师友如清华同事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柏林大学同学宗白华（1897—1986）等人都对这一重要的德国学者有所了解，这实在可以看作是近代世界学术史的一个因缘网络，这一网络将不同学术领域之学者联系在一起。
最后，我又回到寅恪先生早期的求学和学术生涯，发掘了一些西文中有关他求学经历和海外学术联系的记录，撰成数篇文章，分别探讨他在美、德留学生活与学习史事、他中年所获欧美学术荣誉及其反映的欧美学界对其学术的认识、他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他对钢和泰学术评价之深层意义、他所提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在欧洲的源流等议题，并在文中也提示了这些议题所反映的欧美思想学术史语境，这些文章构成了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基础。
在进行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到寅恪先生和赫尔德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共同点。
其关键是，从一个世界史角度而言，他们各自所处的民族、语言、思想、学术处境有些类似。
赫尔德虽然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但当时欧洲逐渐开始形成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而法国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在思想、文化、学术上占据欧洲之中心地位，这对于熟悉和热爱普鲁士民族文化的知识人赫尔德来说，不能不说在精神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歌德的“世界文学”
之论说均可以看作是德国学者对当时法国思想、文化、学术、文学在欧洲领袖群伦地位的一种反映。
当20世纪上半叶寅恪在欧美游学时，其所处之政治、文化情境也约略类似，当时东亚地区虽有西方列强染指，而日本却隐隐然有霸主气象，因为它在明治维新以来，开始脱亚入欧，已逐渐在思想、文化、学术上引领亚洲各国。
这一状况对寅恪等当时有强烈危机感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当是一个极大的思想压力。
章太炎、鲁迅、周作人等人在日本感受尤为明显，这可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出许多端倪。
寅恪先生早年曾短期留学日本，青年时期则主要在欧美留学，虽远离亚洲，但对日本在东亚日益取得政治和军事霸权这一局面十分敏感，加上从陈宝箴、唐景崧等祖辈那里留下来的国恨家仇，才会在诗中感叹青年学子“群趋东洋学国史”
。
我们要理解当时寅恪先生的心境，亦不得不考虑当时知识人所体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质言之，当时寅恪先生所面临亚洲中、日之间的微妙处境类似于赫尔德所面临欧洲德、法之间的微妙处境。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寅恪有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赫尔德有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他们分别借鉴了不少日本和法国的思想和学术资源。
此外，以两人教育、学术之背景和养成而言，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赫尔德原本受过很好的欧洲旧学教育，在神学和古典学修养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不过，他后来的研究虽然有很强的神学影响，自己也曾身负神职，但他本人并未专注于神学研究而成为一位神学家，甚至在思想倾向上也与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距离。
也正因为他当时在欧洲处在一个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化时期，后来他更关注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领域。
而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自小受传统私塾教育，熟读《十三经》和《皇清经解》，有很好的经学和小学修养。
他十五岁时，清政府宣布废弃科举制度，经学教育不再以参加科举为目标，因此他青少年时其实主要是受新式学堂的教育，后来更负笈西洋达十余年之久，大概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经学并无特别的研究兴趣，而是从经学、小学进入比较语言学和史学，而最终在史学上取得极大成就。
寅恪先生身上尽管带有很多旧时代的烙印，但无疑算不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儒者，而是一位身负人文思想的现代学者。
总之，一位是从神学转到史学，一位是从经学转到史学，赫尔德和寅恪先生从幼时基础教育到成年后从事近代学术研究走过了非常相似的道路，他们所做的语言学、语文学、史学研究大体上可算是德国学术传统中的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实际上便是所谓近代人文学。
从现代学术史发展来看，赫尔德所处的时代乃是现代德国学术学科萌芽分化的时代，而寅恪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四部之学逐渐解体而被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分科所逐渐替代的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两人对学术新发展的态度十分重要。
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一些章节中看到的，赫尔德虽然深受神学影响，但对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和美学的发展，均有奠基性贡献。
而寅恪先生的学问虽以经学启蒙，但却在史学上取得成就最大，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尤其开创了中古史研究的新范式。
寅恪先生作为近代学者，禀受近代历史学术中客观主义的影响，以追求真理作为学术之主要目标，与中国传统士人所谓通过“道问学”
来“尊德性”
，从而弘扬所谓圣人之道的理想，已经有所不同，但他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
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
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
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
他虽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太愿意显露其治学之西洋因素，只偶尔有所流露，故其文章中偶尔也能发现柏拉图、黑格尔、卢梭、歌德之踪迹。
仅以寅恪先生的学术事业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现代学者。
和他的同时代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垣等人相比，他完全是个异数，他几乎不写学术论文以外的政论、时评、杂撰。
他最主要的著述基本上局限于学术论文和著作，从不写书评。
他对同时代学者的评判仅限于为人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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