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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陈寅恪与玉井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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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文主要讨论了白乐日唐史研究的意义，但事实上寅恪先生对东西洋汉学的了解来源十分广泛，他对唐史研究的信息也包括来自日本学界的进展。
我们知道他曾和日本学者多次晤谈，在研究中也常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
他在写给王国维（1877—1927）先生的挽诗中特别推重所谓东国英儒藤田丰八（1869—1929）、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73]，这几位学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和王先生很熟的缘故，而且也是和王国维同一辈的学者，所以寅恪特别提出来说。
梁启超生于1873年，王国维生于1877年，年纪比寅恪大十几岁，都很早出道，在学术上实际上算寅恪的长辈，所以其交往对象也多半是他们同时代已经成名的日本学者。
实际上寅恪和其同辈人也有不少交往，其中包括一些内藤的学生辈人物。
在中国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加藤常贤（1894—1978）[74]、玉井是博（1897—1940）等人均与寅恪见面晤谈，他们都参加了1930年5月27日徐森玉（1881—1971）、赵万里（1905—1980）、钱稻孙（1887—1966）等人在宣南广和居举行的宴会，仓石认为“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
而吉川则认为“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
[75]这些日本学者当中，加藤常贤系日本学士院松方基金会1927年资助来华留学，后来日本文部省又于1928年派遣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楠本正继来华，1929年派遣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来华。
多位日本学者如加藤、玉井等人与中国学者联系密切[76]。
吉川将寅恪和西田联系在一起，似乎更多在于强调寅恪的思辨和论说能力，而不仅仅是博学和对大量史料的掌握，毕竟西田学问的特色是思辨和论说。
图二十二内藤湖南
上述这几位日本学者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玉井是博，一位唐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先驱者。
他在1922年即发表了《唐代土地制度之管见》的长篇论文，1927年发表了《关于敦煌户籍残简》的论文，主要考察伯希和藏品中的《唐天宝六载（747）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编号P.3354）。
1929年他和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1898—1980）、驹井和爱（1905—1971）、鸟山喜一（1887—1959）等人一起到太原考察[77]。
想必寅恪和他在1930年见面时会了解到他对唐宋经济社会史的治学兴趣，也大概谈到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
1933年他的《唐代土地制度之管见》即被译成中文，题目改为《唐代土地问题》，由《中法大学月刊》连载。
可惜玉井英年早逝，其所著论文的结集《支那社会经济史》在他死后的1942年才由岩波书店刊行，文集前附《玉井教授年谱》[78]。
寅恪和他是否曾就唐史研究进行过具体交流，是否谈到他老师内藤、桑原、松本等人的研究，亦已不得而知。
不过，玉井是博对唐宋经济社会史的治学兴趣显然与白乐日十分接近，但白乐日没有提及他早年的研究成果[79]。
仅就研究主题和使用资料而言，他们两位的研究很可能均影响了寅恪的学术转向。
图二十三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所载肖像
据《玉井教授年谱》，玉井系爱知县人，属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信徒。
1916年9月入真宗大谷大学兼修科学习，1919年6月毕业。
当年9月进入东京帝大文学部选科学习东洋史学，1922年3月毕业，其毕业论文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唐代社会史考察》。
毕业后从4月开始任教于大谷大学，但旋即在5月进入京都帝大大学院，在内藤湖南（1907—1926年任教京都帝大）、桑原骘藏（1871—1931，1909—1930年任教京都帝大）、松本文三郎（1869—1944，1906—1929年任教京都帝大）指导下学习东洋史。
同一年宫崎市定（1901—1995）也进入京都大学学习东洋史，在内藤、桑原指导下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史和中西交通史[80]。
宫崎市定后来声誉甚隆，盖因学术生命极长，成就极大，培养学生极多。
而玉井惜乎英年早逝，虽然于中国唐宋经济史有开创性贡献，却未及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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