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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从巴黎到伦敦。
1932年1月16日离开英国赴美，22日到达。
25日离开旧金山返日，3月13日回到横滨，19日回京城帝大任教，开始讲“唐史之诸研究”
和“耶稣会士撰述汉籍解题”
等课。
1933年开始讲授“支那律令考”
、“《日知录》”
等课。
1934年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关于〈大唐六典〉和〈通典〉的宋刊本》一文，其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内藤的提示，以及他在北平参观博物馆、傅增湘双鉴楼等地的公、私藏品。
因《玉井教授年谱》极为简略，我们虽然知道他曾访问了巴黎、柏林等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但他具体与哪些学者见过面，今已不得而知。
但他不可能只是简单观光旅行，应该访问了一些学术单位，拜访了一些学者。
不然难以解释他原本仅致力于唐宋史研究，突然开起了“耶稣会士撰述汉籍解题”
的新课。
他在1932年还写了一篇文章《有关典礼问题的两则汉文资料》，讨论在巴黎看到的有关礼仪之争的新史料，这当然也是受导师桑原影响。
但他也指出高第（HenriCordier，1849—1925）的《汉学书目》下相关文献列出数百种之多，而他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看到的两则汉文史料可补充北京收藏的康熙朱批文书[90]。
玉井这一学术兴趣应该是在欧洲受到了当地学者的影响。
好在玉井的论文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尚可供发掘其学术行迹。
这里可补充二例说明玉井与欧美学术的联系。
其一，1931年下半年他曾访问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分别考察馆内所藏斯坦因、伯希和所获敦煌西域文书，并进行录文[91]。
其二，玉井之受到欧美学者影响可从其1933年完稿1934年发表之《唐代之外国奴》一文中略窥一二，此文一定得到了其导师桑原骘藏的指点，不但引用桑原对蒲寿庚的研究，以及原田淑人、石田干之助等的西域研究，还引用了西洋学者对印度、波斯的研究，特别提到了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和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对赵汝括（《诸蕃志》）的研究（ChauJu-kua，1911）。
而这之前他发表的论著并未提及西洋学者的作品[92]。
从时间上来看，当1931年7月玉井访问柏林时，白乐日也正好在柏林大学学习，正在忙于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这一年白乐日也发表了论文的第一部分。
他很可能和玉井见过面，有过学术交流。
至少从使用史料的范围和特色来看，两人的研究有共同之处，如两人均十分重视典制体史书特别是《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也重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史料，而且也注意到宗教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两人治唐史看上去在史料运用和选择论题上有极为相似之处。
事实上，玉井的老师内藤和白乐日的老师福兰阁均是记者出身的汉学家，两人均不局限于具体史实考据而重视长时段历史变化、历史大格局。
而玉井、白乐日显然在这一点上均受到了各自老师的影响。
其实，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也有这个特点，但比他们两位更重视实证，这显然来自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以及在德国受到印欧语言学之影响。
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并非大量补充新史料，而是更重视提出宏观问题，对中古时代的制度演变和权力变迁进行阐释，并提出一套论说体系，如所谓关陇本位、河北胡化之说。
后世学者对寅恪先生史学的认识对此亦有所反映，比如牟润孙先生说寅恪先生所注重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
他又说，“我们悼念寅恪先生，更为我们中国学界仍然有人在那抱残守缺，惟知去找新材料，以史料代替史学，专走考据或汉学之路，深深的感叹！”
[93]陈弱水先生引了这一节，并指出，“牟润孙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和陈氏近似，以发掘问题、解释辨析为主。”
[94]我想补充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史学从方法的角度分成编史学、考史学、释史学、写史学四大类，寅恪史学的演化可谓从早年以东方学为重点的考史学转向中年以隋唐制度文化变迁为重点的释史学，最后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写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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