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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专门以编集、钩沉史料为治学重点，早年着重考证辨析史料，中年则偏重论述和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之变迁，以发掘其隐含的发展逻辑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晚年则尝试以叙事写史为手段，穿插考据，但无疑灌注了史家个人的价值关怀。
玉井虽然见过寅恪，但玉井文章中并未出现寅恪的大名，大概因为他和寅恪1930年见面时寅恪仍在关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尚未转入唐史研究，并未在唐史论文发表上有所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玉井的文章中也引了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论著，这大概是内藤的影响所在。
白乐日在文章中也引用了玉井导师桑原的《蒲寿庚考》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这大概是出自马伯乐的指点。
而以中日学者的影响而言，他的经济史研究颇受益于加藤繁的成果，论著中频引加藤著作，他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全汉升、杨联陞的论著[95]。
如果比较玉井和白乐日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基于不同的学术框架，玉井受日本前辈学者如中田薰研究日本庄园制度的影响，而白乐日主要采用了韦伯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理论，尤其注重政治与经济、社会之互动关系。
他们两位均探讨了唐朝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讨论了社会阶级议题中过去不太被学者重视的奴婢问题，特别有趣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唐代来自外国的奴隶，以及佛教寺院经济的地位和影响[96]。
具体来说，以原始材料而言，玉井对典制体史书的重视与白乐日并无太大区别。
他们使用的这一类史料非常相似，包括正史、典制体史书、敦煌文书，均使用了《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文献通考》、《陆宣公文集》，他们也都提及了斯坦因的《古代于阗》[97]。
但他们使用史料的区别在于玉井使用了笔记如《北梦琐言》、《唐语林》，以及《唐大诏令集》，而白乐日使用了《元和郡县志》、《白氏长庆集》，引用了白居易所撰《钱塘湖石记》[98]。
以二手资料而言，两人借鉴的前人研究仍有较大差别。
有趣的是，玉井基本上没有提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而白乐日也鲜少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仅在讨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贸易时提及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一文[99]。
玉井提到了景教和摩尼教，但没给出出处，白乐日则引用了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
尽管白乐日和玉井都涉及寺院经济，白乐日主要受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启发，而玉井注意佛教寺院的社会角色大概是因为受到导师佛教学家松本文三郎的指点。
图二十四沙畹
比较而言，白乐日比玉井更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白乐日引用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赵文锐《唐代商业的特点》（《清华学报》第三期，1926年）、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等[100]。
另外白乐日也注意到了中国学者如陈焕章等人的英文著作。
姚士鳌（从吾）1922年入柏林大学，与当时在柏林留学的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人来往密切[101]。
他1928年撰写了《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一文，1929年发表。
他的导师之一正是福兰阁，白乐日1931年毕业，他1934年毕业，所以他和白乐日算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弟。
白乐日和他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引用他的著作并不令人惊讶。
最后，以写作方式而言，玉井和白乐日均将其研究成果以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展示，提出问题，摆出史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提供注释。
他们两位的唐史研究均非以考证史实、辨别史料为主要研究目的，而特别注重史料阐释和史学论述。
而寅恪的隋唐史两稿亦特别注重史学论述，其写作方式则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特色，没有将注释分开，虽可称为所谓借鉴南北朝时流行的“合本子注”
，但这使得论文看上去更像是读书笔记修订成文，经常在文中加入对当代社会或者其他国家历史的评论，如果从现在学术规范来看，首先编辑就不会同意这样做，但或许因为当时中国学界尚未有统一之学术写作之规范，加上作者是名闻海内外之寅恪，其论著亦得以刊行。
也许因为寅恪未读学位，在写作上未接受当时西洋论文之训练和规范，也因为他是一位传统的学者，要体现其特立独行，故写作风格上更坚持鲜明的个人特色，以彰显其保存学术传统之愿望。
话说回来，他在学术研究上仍是现代学者，强调一篇论文要有“完备及有系统结论，”
[102]而写论文时“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103]这是他1936年任教清华时给学生毕业论文写评语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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