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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所获英美学术荣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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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
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ErRichard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当时修中诚乃是专程来和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68]。
他们一家八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69]。
十二月下旬才抵达成都。
后来又写了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即1944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diheBritishAcademy）一事。
当时寅恪由以下三人推荐：陶育礼（EricRobertsonDodds，1893—1979）、汤因比（Aroynbee，1889—1975）、库克（StahurCook，1873—1949），主要依据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成就，列举的代表作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三篇文章；同时她们还提到这一年还有一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Reader）来访。
这位所谓牛津高级讲师就是汉学家修中诚了，汉学教授一职则虚位以待寅恪。
修中诚是位热爱中华文化的传教士学者，但国内学界对他注意不多。
他去世后，他的学生芮沃寿在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JAS）上发了一则简短的讣告，报告了1934—1947年任教牛津的修中诚于1956年10月20日去世。
修中诚早年在牛津受教育，1911年被伦敦会派到中国福建汀州传教，1933年底被牛津召回英国。
在学术上，修中诚也是牛津中国研究现代化以及该校设立中文荣誉学位的奠基者。
修中诚退休后于1948—1952年间走访了美国许多汉学研究中心，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莱蒙学院客座教授。
芮沃寿也列出了修中诚的八种主要论著、译著。
芮沃寿盛赞修中诚一生十分同情中国人民为创造一种新文明而斗争，从而指出修中诚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70]。
这一点亦可从修中诚的论著中看出。
他曾在1937年出版了《西方世界之入侵中华》一书，作为《先锋历史从书》之一种，在前言中修中诚略述了此书撰述缘起，指出因丛书主编要求一位有智慧的公民应放弃本地视野而以一种普遍视野来学习一个被欧洲思想入侵之后的世界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在修中诚看来，一个人应站在一种博通的立场，以高质量的想象式同情（imagihy），来了解其邻居的历史，无论这个邻居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棕种人。
所以他撰述此书时尽可能使一般读者能有一种同情式观点（sympathetitofview）[71]。
这里所谓想象式同情、同情式观点，与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
颇为相似。
两人相知可见一斑。
修中诚是牛津聘用寅恪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牛津和寅恪两方之间的主要接洽人。
他对寅恪十分推重，他在1942年出版的《大学》与《中庸》序言中，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将此书献给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来的本校中文教授陈寅恪，我将获得最大的满意”
，他很叹惜因为战争条件的限制，阻止了寅恪前往牛津，也因而剥夺了他从寅恪那儿获得教正的机会[72]。
不仅如此，他还是推动英国学术院最终给予寅恪通讯院士荣誉之发起者，这主要因为他是古典学家Dodds的好友。
提名寅恪的人，我认为最主要便是修中诚在牛津大学的好友Dodds。
Dodds当时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Professor），1942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才51岁；汤因比（Toynbee）当时任职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入选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55岁；而库克1933年入选学术院院士，1938年从剑桥大学退休，推荐寅恪时他71岁。
不过，他退休之前是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ProfessorofHebrew）。
因这一讲座教授（RegiusProfessor）由英国国王任命，是谓钦定，只设立在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都柏林等大学，地位非常崇高。
Dodds和汤因比当时正当盛年，库克则是老前辈。
牛津、剑桥两校的两位钦定讲座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为寅恪背书，确实非常惊人。
其中Dodds和汤因比都去过中国。
下面我要利用Dodds的自传、《英国学术院院刊》以及其他材料，重点讲讲Dodds如何因为种种因缘推举寅恪入选通讯院士，以及Dodds与汤因比和库克等人以何因缘一起参与这一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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