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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的大名也见于1945年《英国学术院院刊》卷31第3页。
此后，寅恪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年的《英国学术院院刊》通讯院士名单之中，一直到1975年出版的60卷（1974年）第12页，1975年开始的61卷上不再登出全部在世与去世院士、退休院士、通讯院士名单。
显然一直到1975年英国学术院仍将寅恪当成在世院士，不知他已于1969年10月过世。
换言之，《英国学术院院刊》将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资料保存了三十年，从1944年至1974年。
图三十五伯林顿花园6号，今皇家艺术学院
不过，此事不止于此，陶育礼虽然曾短期访问昆明和成都，却并未在这里见到寅恪本人，寅恪当时尚在桂林任教广西大学。
这位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精通希腊文，并不通晓中文，但是他和其他两位院士联名推举寅恪时列出的寅恪代表作却是三篇寅恪早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未包括寅恪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两篇英文文章《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未包括寅恪关于唐史和唐诗的论著。
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如果结合域外之学术记录与国朝之学林掌故，以二重证据法，整合不同语言文献所传达的多重信息，可帮助我们揭开一些疑团。
图三十六《英国学术院院刊》所记通讯院士陈寅恪TSKOH，中国籍，1944年当选
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
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79]。
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寅恪先生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语境非常有帮助。
他的回忆录说他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
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
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
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Gee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发起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
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
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
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HoraceSeymour，1885—1978）。
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协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80]。
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
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
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
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
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
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
中文的四声让他倍受困扰。
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
他也读过魏礼（Arthur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
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
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
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
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
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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