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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43年3月到达中国，8月回到伦敦。
虽然他在中国只有十三周，途中却旅行了三大洲，整个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
他从利物浦随一支船队出发，其所坐船只两侧围绕许多驱逐舰，途中屡屡响起躲避德国潜艇的警报。
船队首先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巴西的伯南布哥，又折返过来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德班。
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途经科隆坡，然后转往印度新德里。
最后从加尔各答经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往昆明。
他在昆明受到修中诚的接待。
陶育礼第一次到中国，对昆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电灯而没有教皇的中世纪城市[81]，街上有很多小商贩贩卖特产，还有很多专门替人写信的代笔人、算命先生、说书人。
他在昆明遇到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住在低矮的盒子般房子里，却积极和他讨论艾略特、文献考据、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
起初陶育礼被联大安排住在一间美国空军住的当地旅馆，略微舒适一些。
但当他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环境时，认为自己旅行一万五千英里远道而来应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于是他和修中诚也住进了联大教授的宿舍。
这位牛津的讲座教授平生第一次在室外做讲演，题为《英国教育的传统与实验》[82]。
在修中诚陪同下，他也面向不同规模的听众做了一些其他演讲。
后来他离开修中诚前往重庆，整个行程主要由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1903—1991）和英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浦乐道（JohnBlofeld，1913—1987）安排[83]，同时获得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
他在这里不断和国民政府的政客和教育、文化、学术官员会面，其中也包括蒋介石。
在和蒋进餐过程中，他恰好被安排坐在其邻位，因而对这位总裁有近距离接触，不过他对总裁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不像独裁者，倒像一位诗人。
之后他也与西摩一道秘密拜访了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在译员帮助下，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比如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
看来英国外交人员深知重庆国民政府之腐败和羸弱，并不能完全信任，遂有国共两边下注之举。
后来他又途经贵州去了广西桂林，发现桂林人比成都人更爱微笑。
这一趟可是非常辛苦，途中坐汽车大约四五个小时，坐火车约二十四小时，可见途中不断停车。
不过，回忆录十分简略，陶育礼没有提到他在桂林具体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着实令人遗憾[84]。
后来他重返昆明，再次通过驼峰航线到加尔各答，从那里坐飞机到开罗，在游历开罗时不幸摔伤而不得不住院三周，略微康复后即飞往里斯本，从里斯本途经英国空军兵站飞往伦敦。
1943年8月6日，他安全返回英国。
李约瑟和陶育礼的中国之行促进了中英之间的学术交流，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洪谦等人赴英讲学。
寅恪亦赴英治疗眼疾。
考虑到1943年7月时寅恪还在桂林，而陶育礼当时也的确到了桂林，很可能在桂林见到了寅恪。
我想，要是能回到现场聆听他和寅恪的谈话那就最有意思不过了。
可惜目前的资料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
陶育礼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在英国的陶夫人，如果他在桂林也写了信，那么也许这些信能给我们一些他在桂林活动的线索。
希望这些信还保存在牛津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以后或许有机会重见天日。
总之，因为陶育礼乃是修中诚的好友，所以大概他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建议分不开。
修中诚彼时正担任牛津汉学高级讲师，也是牛津方面主持聘用寅恪做汉学教授的主要联络人。
他中文不错，所以对寅恪的学术文章也较为了解。
他汉学上的兴趣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也正因为这一背景，大概他介绍陶育礼选择三篇中文文章作为陈寅恪的代表作，这三篇文章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正好是修中诚的兴趣所在。
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对寅恪学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寅恪的主要论著以中文发表，而且这些中文论著并不容易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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