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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之所以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大力推荐和介绍分不开，也是他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之后水到渠成的额外荣誉。
修中诚在194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外国学者要留意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即重视六朝史的重要性[85]。
在注释中他列出了四位在他看来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其中第一位是寅恪，紧随其后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和罗根泽。
他当时将寅恪的名字写成（Ts-ch’iao，显然他将“恪”
读成“que”
了[86]。
我想，以这四个人作为当时中国六朝史的代表人物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寅恪和汤用彤改变学界对六朝史的认知贡献极大这一点似不成问题。
无论如何，现在看来，陶育礼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三篇代表作时肯定得到过修中诚的指点。
最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汤因比和库克与陶育礼的关系。
先说汤因比和陶育礼。
汤因比在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以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知名，而实际上他算是一位游走于政、学两届的学者型政治人物。
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上的讣告[87]，他有点家学渊源，他母亲曾在剑桥学习英国史，这在那个女性受歧视的年代极为罕见。
他青少年时对古典学十分钟情，熟读希腊、拉丁文文学。
1907年他拿到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得到游学机会流连于南欧希腊罗马古迹。
回来后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1912—1915年研究员，但1915年他放弃了牛津的工作，成为当时英国学术院院长布莱思爵士的助手，研究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
随后几年他陆续发表关于土耳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
因为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1918年5月他被招入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并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4月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
回来之后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希腊、拜占庭语言、文学、历史讲座教授。
但1924年他再次离开学术界，进入设于伦敦（ChathamHouse）的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
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间，他经过波斯湾访问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
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AJoursWhichareSeen）一书[88]，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虽然到过上海、奉天、北京、南京等地，仅提及曾走访东北大学，未提及是否与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教授有所接触。
此后致力于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
此书的陆续出版为他赢得许多声誉，其中包括1937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1939年他出任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局长[89]，1943年改称外交部研究局局长。
这些年虽然他在学术上、政治上非常成功，但家庭生活一塌糊涂。
他1913年与罗莎琳德（RosalindMurray，1890—1967）结婚，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子，但长子（AnthonyHarryToynbee，1914—1939）1939年自杀身亡[90]，随后1942年他与妻子分居，1946年以离婚收场。
他当年九月便和多年来的助手薇罗妮卡（VeronicaBoulter）再婚。
新妻子全力支持他的事业，使他大感宽慰。
他的行事先叙述到此告一段落，有两件事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值得注意。
一是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较为关注，也到过中国；二是他第一任妻子是罗莎琳德。
图三十七1969年的汤因比
为什么说他太太很重要呢？罗莎琳德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穆雷，这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古典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穆雷1908—1936年在牛津任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Professor）。
退休之前，因为他在业内的声誉和影响，牛津大学委托他推荐接班人。
当时牛津校内多名希腊文学者对他退休后将腾出的讲座教授位子虎视眈眈，但他力排众议，选定他以前的学生、当时在伯明翰大学任职的陶育礼作他的接班人[91]，因为陶育礼当时以出版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普洛克鲁斯的著作而声名远播。
陶育礼早在学生时代便受到穆雷的优待，曾被邀请到穆雷府上参加社交性的周六午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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