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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育礼在伯明翰大学日子过得很惬意，但他不好意思拂却恩师穆雷的推荐，很勉强地接受了牛津的位子，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1960年退休。
陶育礼在牛津期间，和汤因比也有一些业务往来。
1940年汤因比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的活动，特别是战后的研究计划。
陶育礼答应了他的请求，着手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完成《麦克米兰战争手册》以及《德国各大学与政治的关系纪要》两篇文献[92]。
后来他一直和外交部研究局保持合作关系，这正是他得以1943年去中国一趟的政治基础。
他在昆明期间也作了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想必基于他1940年的研究。
这么说来，陶育礼受汤因比委托研究德国大学教育、陶育礼去中国、陶育礼是穆雷的弟子、穆雷是汤因比的岳父、陶育礼与汤因比联名推举寅恪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很多联系。
我想，他找汤因比一起推举寅恪肯定考虑了汤因比和他长期合作以及汤因比是穆雷女婿这个因素。
因为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汤因比和陶育礼应该勉强算师兄弟的关系了。
图三十八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收藏的穆雷像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穆雷，因为他整个家族很重要，且和中国略有一点瓜葛，主要是他孙女是中国艺术史家。
他出生于悉尼，父亲是新南威尔士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
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877年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后来拿到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受古典学教育。
他曾在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教授，之后回到牛津，撰写了大量戏剧和政治作品，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成为好友。
1908年他被牛津聘为讲座教授，翻译了大量希腊戏剧。
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支持英格兰自由党。
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和好友哲学家罗素决裂。
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爵士，他在1912年也封爵，但他拒绝接受。
他也和剑桥女希腊学家哈里森（JaneHarrison，1850—1928）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等人也是好友[93]。
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6月以前曾短期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流亡，当时穆雷也是这个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故而也曾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94]。
之后，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新泽西度过余生。
图三十九1957年《英国学术院院刊》43卷PlateXVII，穆雷像
他们一家名人辈出。
他的次子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不幸英年早逝。
孙女安·帕鲁丹（AnnPaludan）是中国学专家，出版了多本建筑史著作，丈夫是丹麦驻华大使，他们夫妇曾在1972—1976年常住北京。
安的儿子琼斯（MarkJones）曾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现任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长，也受封爵士。
库克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但父亲却极为热爱音乐和科学。
不过，库克从小即对人文更感兴趣，学了很多语言，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
他189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获得很多奖学金，1895年毕业，但1896年未能通过大英博物馆的考试，进馆工作的希望破灭。
此后他为《圣经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七年，有机会接触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著作。
之后1904—1932年他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讲师，1902—1932年他也参与编辑《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季刊》，中间还参与编辑《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1910—1911），亦参与编辑《剑桥古代史》（1923—1927）[95]，1925年被选为英国《旧约》学会会长，1931年被选为美国圣经学会荣誉会员，1932年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Professor），他是这一位置历史上第一位身份为非教士的学者，但他只做了6年便于1938年退休，同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之前在1937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
1938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时，陶育礼正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肯定参与了库克获得这一荣誉的甄选工作。
库克的学术生涯以1910年为分界线，前期专注于传统闪米特语言、铭文、历史，以及旧约文献学与考古学，也包括一些对叙利亚文献和景教的研究。
他后期转向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
他被认为是语言学家、铭文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96]，他能驾驭这样广博的学术领域可能便是他被陶育礼拉去推举陈寅恪的缘由所在了。
综上所述，在修中诚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成员1943年3—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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