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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
他在桂林很可能也见到了寅恪。
他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
此后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
1944年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很快他又于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
寅恪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治疗眼疾,两次动手术,仍未治好,寅恪感叹“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不得不辞去牛津教职绕道美国回国。
1946年4月16日船到纽约,胡适托全汉升送信告知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亦无办法,故寅恪未上岸。
19日赵元任夫妇、周一良、杨联陞登船探望[97]。
胡适原本要一同去,因故未能前往。
5月底返回上海。
8月初,家人自川赴沪,一家团聚。
10月26日全家返回北平,入住清华新林院52号。
这之后在1947年4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MemberofAmeritalSociety),其地址即为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
目前有关寅恪的出版物似乎尚未提及这一荣誉,值得略说一二。
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乃在他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二者之间可能还是有点联系。
陶育礼从中国回来之后,1945年初他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士嘉堡稀有语种教育协会(Sissioeages)的联合邀请,赴美考察美国中文教学新模式。
他首先到达纽约,之后访问了当时北美主要的远东研究中心,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多伦多、西雅图、伯克利、斯坦福、博尔德、芝加哥、安娜堡,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他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他提名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寅恪先生。
北美汉学界可能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和寅恪同时入选的其他两位学者包括法国的雷克勒克和苏俄的塔尔勒都是历史学家,寅恪当然也应是被英国学术院视作历史学家。
修中诚明确说他对六朝史有着卓著贡献[98]。
而美国东方学会选寅恪也是因为他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可见当时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他是卓越之历史学家,而非传统上欧美学界所说的东方学家[99]。
寅恪实际上在1931年后已将治学重点转移到禹域之内的中古史上,而逐渐放弃论述“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
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外国荣誉会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可确定。
根据1947年6—9月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7卷3期发表的“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
通讯,美国东方学会于1947年4月15、16、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157届年会,共有115人参加,会址分散在四个地点,包括华盛顿宾馆、弗利尔美术馆、合众国博物馆、维拉德宾馆。
当时会长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傅路德(LutherGoodrich,1894—1986,亦作傅路特)。
东方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时间是4月15日周二上午10点至12点半,讨论了有关会员、财政等问题[100],这些我们这里不去细说,只说和陈寅恪有关者。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会秘书斯蒂芬斯(FerrisJ.Stephens)在工作会议上报告了三名外籍荣誉会员已经去世。
这三位已逝荣誉会员都是德国学者,即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达尔曼(GustafDalman,1855—1941),印度—伊朗学家盖革尔[101]、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Lüders,1869—1943)[102]。
之后秘书给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推荐,提请学会选举新一届荣誉会员。
当时的荣誉会员委员会主席为印度学家爱哲顿(Fraon,188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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