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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佛学与新人文主义：白璧德对中国学者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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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代学人的日记颇有珍贵史料助益我们了解近代学术思想文化。
譬如《吴宓日记》即是近年来出版的较为有用的一种，学界常有文章发掘其中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思想和学术动向。
据吴宓记述，白璧德和寅恪曾在家中讨论其学术经历和佛教。
其文云：
1919年7月14日。
晚八时，偕陈寅恪君及锡予同往，巴师与其夫人陪坐。
谈至十一时半始归。
巴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
夫人则以葡萄露及糕点进，以助清谈云。
[2]
此处白璧德往日为学之阅历与所究论佛理之关系，未见学界有人深究。
其实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我们知道寅恪早年也刊出不少佛学文章，其关注重点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寅恪虽然和汤用彤同样留学哈佛，但所撰佛学文章路数与汤氏殊为不同。
汤氏治哲学出身，在对佛教有着极为广博的理解和见识的同时，尤好谈佛教义理。
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寅恪关于佛学对中国影响的谈话，寅恪认为佛教对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今通译作形而上学）独有深造，因此可以救中国在这方面之缺失，为常人所欢迎。
但是其思想实践与中国固有之风俗如祭祖、娶妻等相违背，引起韩愈等人不满而辟佛。
但实际上民众仍热衷佛教。
宋代儒家均精通佛教，认为佛教在义理方面颇有儒家可取之处，但也有以夷变夏的危险，故而仅以佛教之精粹义理来注疏《四书》、《五经》，以阐明古学的名义来吸纳异教。
总之，佛教对中国影响甚大。
而中国学问也因为得到佛教的帮助而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可见寅恪也早已洞察了佛理影响宋儒的思想。
图五十青年吴宓
寅恪的早期佛教研究着重在通过比对梵汉译本来看佛教思想从印度到中国的变迁，以及佛教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历史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比如《莲花色尼因缘跋》和《四声三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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