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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本人早年学术兴趣十分广泛，刚入哈佛，学习重点是世界史，也钻研一点哲学，后来才转向古代诸语言。
他对哲学不算太陌生，所以后来曾为清华审查冯友兰的哲学史著作。
有鉴于此，除了吴宓提到的寅恪和白璧德见面探讨过佛理，我们或可推断白璧德和寅恪也交流过哲学乃至于印欧古典语言、文字方面的见解。
实际上，两人在学术传承上也出自同一人，这人就是哈佛梵文教授兰曼，因为他们先后追随美国早期印度学大师兰曼学习梵文。
兰曼1880年开始在哈佛教授梵文，一直到1926年才退休。
白璧德是1893年跟兰曼学习梵文，而寅恪是1919年进入哈佛学习梵文的。
从学术传承上说，寅恪虽和白璧德同为兰曼弟子，但学术经历却比白璧德晚了一代。
寅恪向白璧德请教问题，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寅恪和白璧德显然都关心佛教哲理以及中国文化[80]。
白璧德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将佛教和中国文化当作他者来借鉴，而寅恪则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心二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两人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
余英时先生指出，“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二这十年之间，陈寅恪的史学重点在于充分利用他所掌握的语文工具进行两方面的考证：第一是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
[81]。
余先生的这个论断主要反映寅恪先生在由哈佛赴柏林之后受德国东方学更深的影响之下采取的治学路数。
其实回过头来想，寅恪初在哈佛期间恐怕还是一个学术摸索时期，所以当时在1919年1月29日注册入学时，专业填了历史，主要是学习世界史，选修了两门德国史课程。
到后来经过俞大维介绍了解到兰曼的梵文课程，转而改专业为古代语言，这才有去白璧德家讨论佛教义理的事。
从哈佛转到德国以后，寅恪受德国东方学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影响，才更专注于佛典各种语言的译本对勘和中亚古代语言文字，因为当时德国学者正留意整理格伦威德尔（Albert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vonLeCoq）从中亚和中国新疆掠去的古代写本和美术品[82]。
图五十三格伦威德尔
图五十四勒柯克
除了学术兴趣和学术传承之外，寅恪与白璧德的联系可能不止于此，他们在保守“东方”
民族文化思想上也有共通之处，虽然两人出发点不同。
寅恪虽然不是学衡派成员，但和吴宓一样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
有关此一关节，在他给王国维写的挽词中表达得甚为明晰。
他说，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
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83]
他还在给冯友兰所作《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重加阐发[84]。
寅恪担心的是当时的中国发展成非驴非马之国，举中国文化接受佛教思想为例，主张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寅恪深感他所处时代传统民族文化或遭受外来学说之冲击，导致出现所谓“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夏之间，托命于非炉非马之国”
的现象[85]。
白璧德本人对儒学兴趣极大。
上课经常援引孔子《论语》，大谈孔子的伦理主张。
但他也感到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民族固有之传统在衰落。
比如，白璧德的学生艾利奥特（G.R.Elliott）特别注意到白璧德对于中国儒学逐渐衰落的悲痛。
白璧德主张美国在社会态度上要吸取法国、中国的历史教训，坚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道德健康，扬弃海岛式的傲慢。
他还把这种看法传达给跟他上课的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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