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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任务[86]。
白璧德自己则从东方思想传统特别是儒释两家去寻找思想资源，这其实也是吸收输入外来学说的一种诉求。
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寅恪显然不但和白璧德学术旨趣接近，在对保有本民族文化并吸收外来学说的主张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尽管二人文化背景和文化关怀对象仍然不同。
寅恪和吴宓相比，更特立独行，在思想主张上更为独立自由，这可能是他有别于《学衡》派主导人物吴宓、梅光迪之处，也正因为此，我不认为将他也列入学衡派是合适的。
我们后文第八章将集中讨论寅恪对自由的强调、理解及其时代意义，这里仅略加提示。
寅恪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似持谨慎态度，尤其对激进政治、思想和文化革命不以为然，对白话诗文以及各种流行之主义全无兴趣，此点当与新文化运动主张者相异，而与学衡派诸君相同。
如梅光迪在1922年1月发表于《学衡》第1期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所说，“马克斯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
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
即以吴宓在日记中所记与寅恪的谈话来看，关于梅光迪提及的这一点看法，寅恪当会赞成。
但对自由的看法，则可能寅恪与学衡派主张不一致。
寅恪十分注重自由的价值。
反观当时《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在对自由的看法上，却较为保守。
他在1923年《学衡》第14期发表《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讨论英国学者安诺德（MatthewArnold）的思想主张及其意义时，认为英国人过着一种机械生活，即迷信自由，英人喜夸其国为自由之祖国，个人权利思想极盛而有各自为己之说，因此有其弊端，即无统一之制度，而是为自由而自由。
我想，这种看法，寅恪先生未必赞同。
寅恪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中极少在笔端常使用自由的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这是他和学衡派诸君的一大不同。
汤用彤虽然也和吴宓、梅光迪等人一样在哈佛学习，后来在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积极参与《学衡》活动，在《学衡》发表许多文章。
但是这里我不主张把他算作是学衡的核心人物[87]。
首先他在哈佛学习期间主要不是跟白璧德学习，他的思想主张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相当的差距，他虽然在《学衡》发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文，其实基本上只在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这个兴趣这个态度早在去哈佛之前在清华念书时已经存在。
汤用彤自哈佛回国后并没有特别谈论新人文主义[88]。
汤在哈佛主要因为俞大维的介绍跟兰曼学习梵文、巴利文、佛学。
对于白璧德，可能主要是通过同室好友吴宓的介绍，如前引《吴宓日记》中所说，和白璧德有些谈话。
汤用彤远算不上多么服膺新人文主义。
但他和白璧德在对佛学和哲学应该是兴趣一样。
其次，他恐怕和胡适冲突不大，至少不像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与胡适水火不容[89]，所以他与《学衡》主旨在于对抗胡适关系似乎不大，后来他更加在佛学方面找到与胡适的共同兴趣，来往颇多。
至于俞大维，曾国藩的外曾孙，因出身世家，在进中学以前，已经遍览中国传统古籍。
他在1918年到哈佛留学之前，英文、德文都有极好的基础，是以入哈佛之后主修哲学，1921年即获得博士学位。
虽然在哈佛与吴宓相识于1918年秋，后来也十分熟络，但毕业后他即去德国游学[90]，完全没有参与学衡活动。
吴宓亦云，俞大维“来美国，为专治哲学。
然到哈佛研究院不两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fashionable）之部门曰数理逻辑学。
Lewis教授极称许之。
然于哲学其他部门，亦精熟，考试成绩均优。
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由哈佛大学给予公费送往德国留学，进修。
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俞大维君始探索发见，而往受学焉。
其后陈寅恪、汤用彤继之”
[91]。
俞大维曾教过吴宓哲学，对于佛教，也帮吴宓开阔过视野。
比如吴宓曾提到俞大维的来访并谈论佛学，“[1919年10月26日]午后，俞君大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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