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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宗教之流派及其精义。
谓权衡种种，欲图中国根本至计，则惟当复兴佛教，昌明佛学。
其理甚长，不具录。
俞君年少而绩学，深可佩也”
[92]。
俞大维精于佛教由来已久，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反应恐怕不如吴宓等人强烈。
关于吴宓与白璧德的关系，其日记中记载颇多，学界讨论也不少，兹不赘言。
其与学衡派有关者，兹有二事，不得不论。
一是吴宓似乎在哈佛专研西学，对中国学问不算努力。
而其回国大谈国故，实受乃师白璧德启发。
举一例为证。
吴宓在1920年11月30日日记中记曰：
夕，谒巴师，谈时许。
巴师命宓作文，述中国之文章教育等，以登载美国上好之报章。
宓遵允之。
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
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
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
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
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
宓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
[93]
虽然吴宓发愿研究国学，但终究基础不如寅恪、俞大维等人牢固，在哈佛亦注重比较文学，国学尚靠汤用彤、寅恪对其补课，究其一生，成就相较寅恪、汤用彤乃至于胡适之等实有负白璧德之所望。
他回国以后，1922年曾得吴希真引见得识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请教佛学。
吴宓汇报了“西儒对佛教之研究，及寅恪、锡予诸友习梵文之情形”
[94]。
二是吴宓对于佛学的兴趣似乎也是出自白璧德的教导和启发，他本人的佛学基础比较弱。
寅恪、大维旧学功底极为扎实，寅恪称王国维是“中国文化所化之人”
，实际上也可以用在他和大维身上，这是他们和吴宓非常不同之处。
吴宓旧学修养不如寅恪，又主要学西学，他对国学的兴趣恐怕爱好有余，了解不足。
他日记里留下了不少跟寅恪、汤用彤等人补习旧学的记录。
吴宓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民族感情而提倡保存国故，但却借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来提倡，颇有些书生意气。
当今竟有人称其为国学大师，实在未免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派对白璧德的引入和介绍也吸引了中国其他思想家和学者对白璧德的学术兴趣和借鉴[95]。
比如白璧德的宗教思想对中国思想史家朱谦之的学术也有所启发。
朱先生在论述佛教、基督教之关系时，曾引用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中的两段话，来说明佛教思想可能影响了早期基督教的发展。
兹引一段言及基督教和佛教者如下：
耶稣与其门徒诀别，告知曰：即以我之安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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