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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中国佛教学者对进化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更关心佛教文献本身所蕴含的跨越历史的精义，因而未能关注比较语言学。
而且中国佛教学者一直以来仅注重汉文，并且将其视为单一民族语言。
甚至中国近代学者在处理其他语文材料时，也以汉文为主导。
比如寅恪先生的研究即是如此，他虽然精通其他佛教古典语言以及各族群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突厥文等，但他关注的中心问题仍是中国佛教文献。
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说是佛教语文学上的中华中心主义（Sirism）[78]。
追求普遍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点之一，一只鞋子适合所有的脚是现代科学追求所谓科学规律的目标。
然而文化和宗教的阐释是否可以用这样的目标来衡量，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非常不同。
因为人文学本质上是解释人的生存状况，也同时揭示人的生存状况，而非追求超越生存状况本身的普遍规律。
现代科学是非历史的，人文学本质上是历史学，历史，也即是故事，有它自身的情节发展和最终结局。
在世界近代学术上，不仅有“世界宗教”
（Wions）和“比较宗教”
（parativeReligions）的学术话语，而且在制度上也有其反映。
在大学中这些名词不是作为话语存在，而且也作为科系存在。
比如在波恩大学、西密歇根大学均设有比较宗教系。
和其相关的是语言学、人种学。
宗教、语言、人种的研究在19世纪学术话语中密切联系在一起[79]。
比较宗教学之外，还有比较语文学（parativephilology）；而在宗教史之外，还有历史语文学（historicalphilology）。
欧洲和日本近代学术界对上列各个学科发展的探讨均有较长历史。
日本学者除了在比较语文学、历史语文学、宗教史方面很早就奠定制度基础，对人种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如鸟居龙藏（1870—1953）、江上波夫（1906—2002）等人分别对南岛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研究。
当然，应该注意到，近代时期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与东洋学研究常常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色彩，其论述的出发点和目的常常带有将其他民族视为“落后”
、“愚昧”
文明的偏见[80]。
日本近代佛教研究当然也有和欧洲近代佛教研究非常不同的一面，实际上这种不同乃是对欧洲存在学术研究上的反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日本是大乘佛教国家，佛教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是日本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
大乘佛教不是他者，而根本就是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实。
所以日本学者显然不会局限在将佛教视为一种客体对象。
他们对大乘佛教的精义非常重视，而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南条文雄等人也帮助欧洲学者缪勒等人整理了梵文的大乘经典，渡边海旭则帮助英国学者比定了一些中亚出土的梵文残片。
以至于当代西方研究早期大乘佛教的学者突然意识到，他们对于大乘佛教的关注实际上仍然打上了日本佛教的烙印。
那体慧（JanNattier）在她出版的《诸善男子》一书中反省了西方学界对于大乘佛教的研究仅重视大乘佛教里面的个别经典，如被称为“半个亚洲的圣经”
的《法华经》[81]。
她认为一开始西方学者研究的大乘经典都是在日本佛教中十分流行的经典，而对早期大乘佛教的一些经典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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