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棍子文学网】地址：https://www.exowx.net
此后真宗在明治八年（1875）宣布退出大教院，政府对教团的管理出现松动，各教派自行发展自己的教团，并开始从以本山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向以管长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变。
在制定寺法、住持任免和寺职进退方面，管长和本山存在矛盾从而不断争取自治自主权。
内务省介入之后，废除大教院，允许各地寺院自行决定寺务。
这也导致各个寺院可以自行培训僧侣和教育僧侣。
各个教派开始设立自己的教育机构，并引入西洋教育制度，引发了保守派和西洋派的对立。
其中真宗较重视让新进子弟学习西洋的学问和思想。
故而在明治九年，东本愿寺派将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送往英国留学，他们学习和归国后在日本开创了近代佛教学[72]。
明治十二年（1879）原坦山即在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和汉文学科开始讲授佛教典籍，主要是汉文大乘典籍。
明治十四年（1881）东京大学进行教育组织改革，设立哲学科，新开设印度和支那哲学。
1882年哲学科再次改革，分设西洋哲学和东洋哲学两科，并委任井上哲次郎为助教授，负责东洋哲学，其教授的科目也包括印度哲学。
1885年南条文雄自英国回国，到东京大学担任梵文讲师。
1884年井上赴德国留学，1889年回国被聘为比较宗教学与东洋哲学教授[73]。
后来这个位置由姉崎正治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接任。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东大校长加藤弘在文部省申请设立印度哲学和梵语学讲座[74]。
同年，村上专精担任佛教研究讲师。
明治三十二年（1899）高楠顺次郎（1866—1945）担任博言学科（比较语言学）教授，三十四年（1901）担任梵语学教授。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设立宗教学讲座，由姉崎正治担任。
从此在制度上奠定了日本近代宗教研究特别是佛教研究的基础[75]。
图五十七高楠顺次郎
上文已经提到，欧洲自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对语言的认识有一个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欧洲学者逐渐走出拉丁文世界，走向欧洲诸民族语言的世界，并从欧洲诸民族语言出发去寻找印欧语言的起点，再从研究梵文、巴利文写本语言走向世界其他语言，逐渐将闪米特诸语言、汉藏诸语言均纳入考察的视界。
同时，他们对宗教的认识也同样有类似的路径，从基督教天下独尊的宗教观，扩展到亚伯拉罕诸宗教，再扩展到东方诸宗教，再到世界诸宗教。
受进化论影响，欧洲学者关注语言的进化；同时，基督教圣典的翻译和民族语言的地方性注释对民族语言的形成有极大而深刻的影响。
欧洲地区语言的进化、民族的分化，《圣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造就了欧洲地区众多民族国家的分立[76]。
如何实现国家认同与宗教宽容，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但一般人认为政权对宗教的宽容比一种宗教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在中国更为重要。
因为中国宗教的影响没有欧洲那么大。
但是中国在帝制时期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日本因为在近代尽力脱亚入欧，在学术上几乎经历了与欧洲非常类似的发展历程，其近代佛教研究在方法和制度实践上的转型，也是脱亚入欧重新建立国家认同的一部分[77]。
但近代中国从没有像欧美学术界那样发展出世界宗教的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成为大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
中国佛教在学术制度上的地位从来没有在日本那样获得合法性。
日本在国立大学设立梵文学、印度学和佛教讲座，实际上给予了普通大学生以及研究生从“现代学术”
角度了解佛教的机会和条件。
而中国佛教信徒在面对冲击时，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佛教社区以外，对佛教研究的制度上的保证，超越佛教社区自身设立的学术机构之外的对佛教的理解、解释、批判，其实对佛教社区本身发展也非常重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