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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日本所谓的学术研究，是将自然科学研究物质现象的部分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形成多门人文社会科学，其方法与清代朴学和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有所不同。
运用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佛教，使佛学突破了寺庙僧尼的圈子，进入社会文化市场，有助于扩大佛教在知识界的影响，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深化人们对佛教的理性认识，启发和促进佛教的改革转型。
[8]
接着作者们回顾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历程、阵容、机构，然后按照佛教史、佛教思想、佛教文献、制度、文化等专题列出了很多成果，最后讨论了佛学方法论问题，把学者们分为教界、学界两个主要阵营，加上居士界的代表人物包括欧阳渐、吕澂，教界主要以太虚和印顺为例，学界以胡适、汤用彤、陈垣为代表。
作者接受吴汝钧在《佛学研究方法论》中的说法，认为欧美、日本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有佛教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
而胡、汤、陈三位正是思想史、史学、文献学与中国考据学结合的典范。
然而，总体而言，当代一些研究近代佛学的著作描述性强，学理性分析较少。
要之，仅注意近代佛学集中在近代佛学在中国内部的变化，没有特别关注中国近代佛学的近代世界学术史语境，没有特别留意中国近代佛学的西学和东学渊源，并分析其得失[9]。
比如陈兵《中国20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正如篇名显示的，该文强调的是成果，对于近代中国佛学的缺失和遗憾没有太多留意，该文内容丰富，将20世纪的佛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和主要著作分门别类，一一列出，也许限于体例和关注的主题，惜未进行学理梳理和学术渊源的深入探讨[10]。
但也有不少著作从各个角度展示了近代佛学研究的丰富内容[11]。
质言之，我们应该更多地避免就中国谈中国、就中国佛教研究谈中国佛教研究的局限，更多地注意在近代世界的广阔视野中讨论中国学术的发展。
前些年德国学者把近代宗教学的兴起，看成是宗教史研究发端，从宗教进化主义转向功能主义，再激发宗教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历程[12]。
而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以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来研究佛教即近代佛教研究与中国传统的佛学研究十分不同[13]。
具体而言，近代佛学的兴起反映为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中国佛学不再是传统内学，内学的代表人物如魏源、沈曾植，他们的特点是在传统藏经中打转，对传统文献进行札记式研究，研究的问题较多注重文献校订，且局限在汉文材料。
而近代佛学重视历史比较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研究，既有哲学研究，也有宗教史研究[14]。
以历史比较语言学而言，寅恪认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15]。
对佛理的研究为佛教类似的著作包括哲学取代，代表人物是汤用彤。
汤用彤早年就对哲学感兴趣，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专攻哲学。
他对佛教的研究也注重哲学分析，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佛教哲学阐释最为精彩，忽视戒律和仪式研究，对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分析不够；如1916年谢无量出版《佛学大纲》一书，把佛法分为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
可为近代整理佛教的方法应用。
梁启超已经注意到宗教和哲学的分别，以哲学重视理性，而宗教重视灵魂[16]。
中国学者自近代开始接受宗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梁启超可谓早期开创者。
梁启超特别注意以近代学科来处理佛教资料，如哲学、心理学以及近代图书馆学。
梁氏已经有对现代宗教学的基本理解，认为佛教是宗教，而非哲学。
他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佛教之言信仰也，必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以与教主相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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