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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起信为法门，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
近儒斯宾塞之言哲学也，区为可知与不可知二大部。
盖从孔子阙疑之训，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谋宗教哲学调和也。
若佛教则于不可知之中，而终求其可知也。”
[17]梁启超又说：“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异于哲学者，以其言灵魂也。”
梁启超这个认知超越了传统的内学，超越了清代钱谦益到沈曾植等人对于内学的传统认知[18]。
其次，中国佛学不再局限于汉文大藏经为主的佛学，代表人物如寅恪、汤用彤等开始注意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材料；梁启超开始注意印度阿育王铭文。
近代佛学开始重视佛教石刻铭文、艺术等文献以外的材料，受日本影响，开始注意调查云冈、龙门石窟，敦煌艺术研究为代表。
在佛学材料使用方面，梁启超注意到西方学者十分重视的阿育王石刻以及巴利文佛藏[19]。
他特别提示了阿育王石刻铭文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这使他关注的领域甚至超过了留学欧洲的寅恪。
寅恪也注意到阿育王石刻铭文，比如在其一本笔记本中出现了Maski阿育王石刻的记录[20]，但他对印度本土佛教没有太大兴趣，因而没有在其学术论文中特别讨论阿育王石刻铭文。
最后，中国佛学研究开始成为世界佛教学术的一部分，深受欧美日本的近代学术或者佛学影响。
寅恪受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影响，汤用彤受美国影响，其他学者如蒋维乔、杨仁山、欧阳竟无、王恩洋等人受日本影响。
境野黄洋、矢吹庆辉等人著作对中国学者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中国学者开始讨论佛学是否是哲学、科学、宗教。
如梁漱溟1919年出版《印度哲学概论》、1922年出版《东亚文化及其概论》认为佛法非哲学、佛学是无神论。
而汤用彤认为佛法既是宗教又是哲学。
其美国佛学与哲学背景值得注意。
学界通常会提到寅恪受到兰曼（CharlesLanman）的影响，乃是因为寅恪和兰曼一样均注重历史语言学。
但寅恪更偏重以历史语言学研究历史。
而人们很少提到兰曼对汤用彤的影响，换言之，汤用彤似乎没有走兰曼的历史语言学取径，而更注意哲学与思想[21]。
他在哈佛可能受到白璧德的学术影响。
而白璧德则是法国印度学大师烈维的学生，师徒俩人都曾校订翻译《法句经》出版。
尽管曾经问学于兰曼，通晓梵文和巴利文的寅恪和汤用彤都没有关注南亚佛教。
虽然中国佛教学术已经逐渐追上世界学术潮流，但在体制上没有大的变化，中国近代大学没有特别为梵文或印度哲学设立的永久性教职或讲座，反观欧洲和日本则不同。
欧洲出现第一个梵文讲座可追溯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22]，而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也在20世纪初设立了梵文、印度哲学讲座，并迅速在国内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佛学在大学中的地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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