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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陈寅恪之佛学与文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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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首先要考察的是寅恪佛学研究中为人忽视的文献主义（textualism）倾向。
如果我们回顾世界学术史，可以看到19世纪以来以莱斯戴维斯为代表的欧洲佛教学家非常重视以历史主义的取径来研究佛教文献。
当代文化批判学者萨义德认为这是欧洲东方学家的学术特色，他称之为“文献式态度”
。
而阿尔蒙德则称之为文献化（Textualization）过程，他说，“至19世纪50年代，佛教的文献学分析被认为是主要的学术任务。
通过西方不断进步的对佛教文献的占有，佛教成为西方的物质上的占有物。
通过这种占有权的价值使得西方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控制着佛教。
所以，西方在19世纪整个来说存在着佛教的文献化过程。
佛教的古代文献被编辑、翻译和研究，被用来和东方的当代佛教表现进行比较。
这种西方学者通过对文献进行研究得出的佛教形象和当代东方的佛教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24]
对南亚殖民地的佛教传统进行文献化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对文献的重视，对文献文本分析和解读的重视，对文献所反映真实历史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获得文献知识而取得重建佛教文明的权力。
他们沉迷于通过阅读、解析出土文献重建“历史事实”
，而这里所谓真实的历史实际上还是学者构建出来的历史，这些学者也常常忽视当地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当地人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也许是不够科学的、严谨的，不是严格学术训练的产物。
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通过文献发掘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这实际上是通过学术活动获取一种话语权力，来实现对当地文化、文明的构建性阐释，而这些阐释，实际上不过是东方学家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的主观“再现”
（representation）。
而这正是被后殖民主义学者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弱点。
按照当代学者的梳理，东方主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18、19世纪欧洲东方学者对亚洲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二是18、19世纪欧洲艺术家如莫扎特、福楼拜、德拉克洛瓦等人对东方场景、主题的借用；三是东方学知识和艺术生产背后的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25]。
东方学视野中的佛学研究，最主要是这里梳理出来的第一层意思，即欧洲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对古代佛教语言和文献的语文学研究。
美国学者哈利斯（CharlesHallisey）指出，莱斯戴维斯的历史主义的学术取径也是上述文献化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莱斯戴维斯对佛陀传记的研究给人这样的结论：客观的佛陀传记是当代佛教社区所缺乏的某些东西，也不可能从佛教社区自身还原出来，它的重建仅仅可能来自欧洲先进的文献学研究[26]。
莱斯戴维斯把佛教文献语言分为古典和白话两种，这可能受到当时19世纪大学课程设置中把语言分成古典和现代两种的影响。
在体制上，莱斯戴维斯的努力导致了巴利文献学会和伦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建立。
很显然，19世纪的佛学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对印欧古典语言的研究构成了所谓佛教文献学的基础。
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学科以及课程的规划尚且远未达到当时欧美现代大学内部学科划分的规模，在中国大学内部当然尚未出现古典现代语言的划分[27]。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有引入现代语言学，但是似乎没有专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课程，特别是印欧比较语言学，如梵文、希腊文、拉丁文与欧洲现代语言的比较研究。
早期欧洲佛教学者运用了传统上佛教的白话注释来研究更具权威性的经典文本。
比如布努夫就在死后留下大量缅甸语注释文本的研究。
而莱斯戴维斯则运用现代僧伽罗语注释文本来研究巴利文本佛经[28]。
早期佛教研究太注重文献，比较排斥佛教仪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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