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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注重文献本身的整理，而把它们从印度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看它们自身的意义，这使得早期的佛学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所谓文献主义主要是指学者基本上利用文献去构建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关心文献和文献之间的联系，但不注重实地考察和将研究对象视为仍然存活的传统，实际上是把研究对象他者化。
这种文献主义是随着所谓东方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比较历史语言学在整理宗教文献研究中的体现。
当代一些学者似倾向于将寅恪注重文献的学术称作史料学派，可能未必准确。
史料学派自有其传人，比如傅斯年[29]。
如果把寅恪学术放到世界近代学术史中考察，可能更应该归结为欧洲东方学传统上的文献主义。
虽然对于欧洲东方学家们而言，佛教是他者（theother）。
对于来自东方的寅恪而言，他研究的佛教也是他者。
他本人并非“活在佛教传统”
（livinginBuddhisttradition）之中，且其“科学的东方学”
学术研究完全不受这种活的传统（livingtradition）影响。
这和寅恪研究中国史非常不同，寅恪研究国史更注重把自己的研究看作中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而融入其中。
寅恪这种对于佛教的梳理很大程度上受欧洲东方学家影响，这一点和他后来研究中国史注入个人价值关怀较为不同。
寅恪的佛学研究有典型的德国东方学背景，但是他的研究不是传统德国印度学的主流做法[30]，就研究主题而言，他对德国印度学主流重视的《吠陀》研究没有兴趣，他也在梵文语言研究特别是语法、词汇等方面没有太多建树。
寅恪感兴趣的是佛教文献的梵文原本和汉文译本之间的对勘问题，当然他关心的是利用梵汉文本的不同来看印度佛教思想怎样在传入中国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31]，在他的论述中，思想清理和文献辨析是合在一起的。
具体而言，寅恪注意使用内外典参证，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突厥文本参证，域外之文与中土之文相互参证，注重研究印度佛教文化如何影响中华文化。
当然，寅恪先生很重视语言文字，但这一点有其中国传统学术渊源和背景，因为他自小念经学就注意认字，从小学入经学，乃是中国传统学问的门径，与德国东方学实无交涉，只是方法论上近似而已。
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已经提到，
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认字”
。
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
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
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1）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
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
（2）海宁王国维先生。
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于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32]
所以这种从小打下的对于小学的兴趣，使得他在德国转向历史比较语言学。
寅恪的佛学研究的确带有十分浓厚的语言学特点。
如《支愍度学说考》即提供了一个观察他治学方法的绝佳例证：
心无二字正确之解释果如何乎？请以比较方法定之。
与上引《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中“有心无心”
之文同本而异译者，中文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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