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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施护译《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了知诸行相品》第一之一之：
彼心非心，心性净故。
等。
藏文则有《八千颂般若波罗蜜经》（天清番经局本第三页下第一行）之hbiltarsemsdenisemsmamchispastesemskyiranbshinnihodgsalbalagsso即梵文本八千《颂波罗蜜经》（AstasāhasrikāPraj?āpāramita，ed.RajMitra，Bibliothedica）之cittamacittamprakrticcittasyaprabhāsvarā据梵文本及中、藏诸译本，知《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之“有心无心”
之句，即梵文本之cittamacittam。
“心”
即cittam。
“无心”
即acittam。
丙、心无义与“格义”
之关系
然则“格义”
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独关于其原起及流别，就予所知，尚未有确切言之者。
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犹不可不记。
故为考其大略，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丁、心无义之传授
据敏度所言，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
故不避引用旧闻过多之嫌，特录其序记较详。
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
[33]
此为通过比较梵藏汉不同译本来看词语使用的变化从而看出思想史的变迁。
从以上引文可知，他的方法是先比较汉、藏、梵文诸个版本，然后看“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
的混合。
很显然，他只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来看思想史、文化史[34]，看佛教思想对中华文化之影响。
寅恪先生也重视写本文献，但不太重视阿育王石刻铭文，主要也是因为他不关心印度佛教，仅关心与中国佛教有关的问题。
他有时提到西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时则使用比较校勘学一词。
后者更凸显了他重视写本文献而不重视印度石刻铭文文献的学术风格。
如他在1929年致傅斯年的信中谈道：“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
弟前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以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伦代钞，迄不能致”
、“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35]。
1932年9月5日致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也有论及印欧语言问题[36]。
另外1934年3月6日致沈兼士的信也论及印欧比较语言学[37]。
相比于寅恪，梁启超则注意到西方印度学的新成果，特别是阿育王石刻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即他所说的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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