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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引用非文字图像史料，指出“美术品者，若杨惠之所塑（凤翔天柱寺），即苏子瞻之所咏，今已不可得见。
然敦煌画本，尚在人间（伯希和《敦煌摄影集》第一册第十一片），云岗石刻，犹存代北（云岗石刻有维摩诘示疾像），当时文化艺术借以想象推知，故应祝为非文字之史料，而与此演义残卷，可以互相印证发明者也”
。
他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引用梵文Divyāvadāna第十七篇。
他的《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引用梵文，提到他以前曾经从吕德斯研究东方古文字学，而当时吕德斯正在研究德意志探险队在龟兹之西获得的贝叶梵文佛教经典，其中包括《大庄严论》残本，后来尽读吕德斯辑校的著作[72]，他说吕德斯学术“有盛名于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读其书者皆自知之，不待为之赞扬”
。
寅恪的《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则引法文《亚洲学报》，日文《史林》、《支那学》上伯希和、羽田亨、石滨纯太郎诸君考证文章。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引1911年河内出版的《远东法兰西学校报告》（今通译作《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十一卷，又引俄国人马洛夫（C.E.Malov）在酒泉得到的一件《金光明经》突厥系文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十七种，1913年），并引用了德国藏学家弗兰克（A.H.Francke）在《普鲁士科学院院刊》上的著作[73]，寅恪还指出《金光明经》的梵文本有钱德拉（Saratdra）整理本及霍恩雷本[74]，他的信息来自日本《宗教研究》第五卷第三号泉芳璟读梵文《金光明经》论文；有关《金光明经》藏文本则有三种，而蒙文本研究见《支那学》第四卷第四号樱部文镜《蒙文金光明经断篇考补笺》；突厥文本则有德国吐鲁番考察团所获之残本[75]及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本。
东伊朗文本亦有残本[76]。
他的《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引日本西本龙山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的研究，以及德国林治（ErnstWaldschmidt）校译《说一切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本[77]，他们在柏林有所讨论。
寅恪的《武曌与佛教》引突厥文（原文寅恪作“土耳其语”
）资料，指出达利河即突厥语之Kara、Kachi，Kara为黑暗之意。
所有这些文章很多都引用了梵文本，但没有一篇涉及印度或早期佛教。
其他一些佛学文章也均和中国有关，如《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顗序中之真史料》[78]、《〈大乘义章〉书后》。
寅恪为撰写此文，搜集了相当多当时有关《大乘起信论》的日本学者论文，这些论文的目录如今可在其遗墨中看到，包括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村上专精、望月信亨、林屋友次郎、铃木宗忠、日暮京雄、伊藤义贤、宇井伯寿、境野哲（黄洋）等人的著作。
之所以不厌其烦举出寅恪所有有关佛学的文章，并一一加以提示，乃是可以证明他的文章无一例外均集中在中国佛学，此处非穷尽其所有相关文章不足以言无例外。
甚至当他谈到西藏和蒙古佛教时，他的态度也反映了典型的德国东方学式态度，即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心理疏离，仅仅从文献本身出发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当地人并无实际接触。
换言之，他没有对这些地方的佛教寄予一种心理情感，而对中国佛教或更精确说汉地佛教则有些微妙的不同，如对支愍度学说的研究，多少多了一点了解之同情。
他关注的是印度思想对中国民族性之影响。
例如他在说到三论宗与禅宗之关系时指出道生所发明的“顿悟”
说“皆印度思想上之根本问题，而与中国民族性有重要之关系者也。”
他特意举出道生所谓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及顿悟成佛两种论说为例，认为“印度社会阶级之观念至深，佛教对于社会阶级之观念虽平等，而其修行证道上阶级之观犹存，故佛教教义有种姓之问，即辟支乘、声闻乘、如来乘、不定乘及无种姓等五种分别。
此种观念盖从社会阶级之观念移植于修行证道之区域，亦可谓印度民族之根本观念所在也。”
后来“非生公之誓以死生力主新义而破除种姓阶级之旧论，则后来中国之众生皆有佛性之说，除少数宗派外，几于全体公认，倘非生公之力必不能致是。”
[79]寅恪在这里的讨论关注于印度之社会阶级观念到中国之后发生的变化。
因此，事实上，即使是从佛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他所寄予了解之同情的中华文化在他心目中显然仍然以汉文化为主导[80]。
不过，他显然已受到国际东方学特别是德国东方学影响，也注意中原与蒙、藏、回、维等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总体而言，他的视野可视为世界体系下关注中华文化的命运[81]。
寅恪并非不了解西方哲学与宗教，他在哈佛留学时与印度哲学教授伍兹有所过从，但他的研究兴趣并无意对哲学和宗教义理进行深入的讨论。
如《大乘义章书后》略云：
大藏中此土撰述总诠通论之书，其最著者有三，《大乘法苑义林章》，《宗镜录》及远法师此书是已。
《宗镜录》最晚出，亦最繁博。
然永明之世，支那佛教已渐衰落，故其书虽平正笃实，罕有伦比，而精采微逊，雄盛之气，更远不逮远基之作，亦犹耶教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与巴士卡儿（Pascal），其钦圣之情，固无差异，而欣戚之感，则迥不相侔也。
[82]
显然寅恪的兴趣并不在哲学和宗教方面。
他在1939年6月1日致梅贻琦的信中说，“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而弟近年兴趣却移向历史与文学方面，离家万里而作不甚感兴趣之工作，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
[83]该信作于1939年，其实他早年也没在意哲学和宗教，最多留意思想史和文化史[84]。
寅恪在佛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民族主义可能也深受欧美的人文主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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