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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斯原本治古典印度学（classidology），特别是吠陀文献（Vedicliterature），后来整理中亚出土梵文文献，对中国佛教没有兴趣。
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诺贝尔（JohannesNobel）则治印度、中国佛教，出版了多卷本多语文本对勘的《金光明经》[61]。
和寅恪兴趣最接近的近代学者是钢和泰，他们两人都没有在梵文语言和古典印度学方面下过极大的功夫[62]，难以和德国学者比肩，但在藏文和汉文与梵文的互相发明方面约略相似，也是可以超越德国古典印度学者之处。
钢和泰是对中亚感兴趣，而寅恪则因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了他的学术领域选择。
以寅恪的兴趣和学术训练，他回国之后在学术上是十分孤独的，所以钢和泰实际上成为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学术上的密友，也对寅恪的佛学“教益”
良多。
钢和泰出生于19世纪帝俄属地爱沙尼亚省的贵族家庭，在爱沙尼亚和德国受教育。
从小学习古典学和欧洲历史文化，讲法语、德语和俄语。
后来入柏林大学学习梵文，1900年在哈勒大学教授皮舍尔指导下以研究吠陀文献获得博士学位，从其学术出身来看完全是古典印度学的传统。
但他毕业后曾因服务于沙俄亚洲外交事务局而有机会游学印度。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中文文献特别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了解印度历史和地理贡献极大，从而转向印度和中国以及中亚主要是西藏和蒙古的联系。
后来更在1916年5月离开彼得堡经西伯利亚来到北京研究藏文和蒙文文献[63]。
胡适到北京大学之后，邀请他为北大学生讲授梵文和佛教史课程，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
胡适1922年5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为钢和泰买了不少有关印度佛教和中亚的书，包括《东方圣书》（TheSacredBooksoftheEast）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64]。
钢和泰对当时中国学界颇有影响。
1923年胡适翻译钢和泰著《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发表在《国学季刊》，引起旧学家的群起而攻之。
但钢氏以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译本来研究中国古音的方法在中国音韵学者中影响甚大，罗常培特意提到了他自己就受了钢和泰影响[65]。
1926年钢和泰还在上海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66]。
钢和泰超出很多德国传统印度学家之处在于他能处理汉文材料，而且对中国古音很有兴趣。
这很对寅恪的胃口，寅恪后来发表过研究中国古音的名作《四声三问》，引发通晓梵藏汉语的语言学家俞敏的反驳[67]。
寅恪虽然精研梵巴文字，但主要兴趣在佛教文化史，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并不大，见识也有限。
王震邦先生对寅恪以对对子为题考察学生引发的语言学争论，有较为详细的梳理。
他指出以王力、赵元任等为代表的汉语语言学界并未实践寅恪提出的所谓进行中国语言学研究之前先了解藏缅语系之方向，而以通晓藏文著称的语言学家李方桂等人亦未以寅恪意见为旨归[68]。
实际上，寅恪对于欧美语言学本身的发展还是有点隔膜，因为他本人兴趣并不在此。
他只是拿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工具来讨论历史。
寅恪1926年到北京时钢和泰已经在北京学术界声名显赫，故寅恪回国之后常从钢和泰而问学。
寅恪对钢和泰的评价是学问不博，然而甚精[69]。
他们两人均关注中印佛教之间的联系，但钢和泰更侧重从印度佛教看中国佛教，而寅恪侧重中国文化如何被印度佛教文化影响。
余英时先生指出，寅恪先生一生的史学研究有三变。
第一变即是1923年至1932年之间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重点在于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70]。
寅恪虽然精通梵文、巴利文，但他的著述多以中国佛学问题为主，即使涉及印度佛教，也仅仅涉及和中国佛教有关者。
他使用的语言文献材料和钢和泰同出一辙，如梵文、藏文、汉文、蒙文。
他还提到了同样能使用汉文材料的法国印度学家烈维的著作。
下面以他的一系列佛学论文为例来看寅恪先生对当时国际佛学界的了解[71]。
寅恪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引用了1907年烈维发表在《通报》上论Divyāvadāna第三七Rudrāyana品的文章，还提到藏文《甘珠尔》的《律部》卷九。
他的《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引用了英国巴利学会刊出的巴利文《增一阿含经》（An·guttara-Nikāya）。
他的《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引用多种文本，如敦煌本汉文《金光明经冥报传》（合肥张氏所藏），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本，以及畏兀吾文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十七种），并参照了吐蕃文《金刚经冥报传》（1924年《普鲁士科学院哲学历史组报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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