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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陈寅恪之佛学与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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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的佛学研究也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倾向，或者更准确而言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这里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以文化作为本民族身份认同的中心要素，而其具体表现在民族学术、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弘扬。
在研究寅恪学术的个案中，即主要指其学术研究中完全以本民族、本国地区为中心。
寅恪的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受到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影响[53]，和文献主义一样，这与他在德国的学术训练紧密联系。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受寅恪本人对近代社会的感同身受影响。
当时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相对于欧美日本的落后状态，寅恪痛惜国人不得不去日本学习“国史”
，而他对于百日维新的失败、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战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等均有深刻体验。
作为一名学者，他企盼在学术研究中能扮演保存国史的角色，使中华的民族文化能在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近代能够有所保存和彰显[54]。
以语言和文献而论，寅恪先生虽然熟悉梵文、巴利文，藏文[55]，但他治学的重点仍然是汉地的汉文文献、汉传佛教。
从治学所关注的地域而言，寅恪不重视南亚特别是印度、斯里兰卡，其他东亚佛教传统如韩国佛教、日本佛教则更不在他兴趣之内。
虽使用巴利文材料但不注重印度及南亚佛教历史。
即使是研究西域佛教的西方学者，也对陈十分不熟悉。
如王邦维先生说，“因为专业的关系，我读过一些欧洲学者研究西域佛教的著作或文章，其中一些研究作得非常好。
但我有一个印象，或者说遗憾，这些学者几乎不知道陈先生，当然也就很少能把与他们的研究有关的陈先生的成果吸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去。”
[56]关键在于寅恪的关注点其实并不在西域地区，而在汉地，在中原。
他用功的重点是佛教汉文文献，使用梵文和藏文、蒙文文献不过是为阅读汉文文献作参证。
寅恪这样做可能有和日本学者一较高低的动机，因为他认为日本学者的西域语言研究也不过是追随西洋学问，但却比西洋学者多留意汉文材料。
他在1937年1月31日致陈述的信中对日本学术这样评价：“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之必然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
[57]他在1934年4月6日致陈援庵的信中也说：“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少）。”
[58]
寅恪认为日本的西域语言尚无专门权威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其实当时日本已经有较佳梵文语言学者。
而日本的西域语言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如巴利文、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学者。
寅恪写这封信时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他对于日本学术有相当的抵制情绪，不可能对日本学术过多称许。
他所做的是改变“群趋东邻受国史”
的危机，所以他的重点在中原、在汉地、在国史，而不在西域，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寅恪对于佛学的关注仅限于中国（即他所谓禹域以内）的佛学，包括中原地区以及蒙藏地区等周边地区，这乃是由于寅恪作为中华文化本位主义者，其考虑问题事事以中华为本位，以中华文化为本位，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59]。
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指出，寅恪先生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中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对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兴趣比较淡薄。
俞先生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回清华路过南京在俞家小住，俞氏曾将俄国学者舍切尔巴斯基（Stcherbatsky）书中论法称的因明学以及意大利学者图齐（Tucci）书中藏译龙树回诤论念给寅恪听，寅恪先生并不特别感兴趣。
其实，何止因明学和辩证学，印度佛学的其他方面，如佛教与社会、印度人心理等主题，寅恪全不关心，他只注重中华地区，而在中国佛学之主题方面，他又特别不关心义理。
更为精确地说，寅恪先生最多注重一些中外关系，即如俞大维所说寅恪先生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佛学传播以及中亚史地方面深受西洋学者如法国伯希和、德国缪勒、俄国巴托尔德（W.Barthold）及其他学者影响[60]。
而对于寅恪而言，要说纯粹印度佛学，则毫无兴趣。
这跟他的德国老师吕德斯是非常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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