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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拒绝流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中间的进步有绝对标杆的说法，他认为每种文化、每个人类的成就和每种人类社会都只能从其内部标准判断。
柏林认为赫尔德是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而这种多元主义植根于18世纪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法兰西文化冲击下的觉醒以及对自身民族的固有价值的肯定[82]。
寅恪先生其实也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中国的处境中有类似于赫尔德的思想，他说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83]，这些话可能不完全是自谦，表明他对当时社会上以及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各种西方新潮学说和激进主义抱有一种警惕[84]。
他宁愿抱残守缺，保持一种对旧文化的怀念，可能他认为这种旧文化仍有其内在的价值。
可能正是这种想法，使得他比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学者更能理解王国维的自沉[85]。
他早年对佛教的研究，虽然秉承德国东方学的文献主义传统，但实际上也带有极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或者中华文化本位主义色彩[86]。
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对欧美流行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涉猎。
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曾购置《剑桥史》，在哈佛正式选修了德国近代史和希腊研究等相关课程，可以想见他对西方的政治社会伦理思想源流包括赫尔德的政治社会思想可能并不陌生。
寅恪的哈佛密友吴宓记录了寅恪对欧美各国的评述：
陈君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
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
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然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
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
[87]
寅恪在1919年12月14日又到吴宓处详谈，亦论及中西比较，“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
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
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
[88]通过吴宓的记录，我们知道寅恪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了伯克莱（GeeBerkeley，1685—1753）和伯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并认为他们的思想和中国宋元理学中的陆九渊和王阳明心性一派类似[89]。
《吴宓日记》还提到寅恪也指出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是以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创化论解释佛学，而欧阳竟无的唯识学则是用印度烦琐哲学解释佛学，相当于欧洲中世纪耶教的经院哲学（s）。
寅恪一定还提到其他西方思想家，可惜吴宓的日记只是“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
而已。
由上可见，寅恪对欧美古代史、近代史没有相当的了解，没有深入的思考，决不会随意比较、论断。
因为在柏林大学求学多年，在哈佛也选过德国近代史和希腊研究课程，寅恪对于德国近代学术也十分了解。
可举一例为证，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注意到德国近代学者最新发现西塞罗的拉丁文作品中有对偶，他说：“昔罗马西塞罗Cicero辩论之文，为拉丁文中之冠。
西土文士自古迄今，读之者何限，最近时德人始发见其文含有对偶”
[90]。
十分遗憾的是，寅恪没有解释谁是这位甚有学术洞见的德国学者以及他的西塞罗研究，乃至于今日已经很难考证谁是这位发覆之人。
然而，从此段议论可以看出寅恪注意的学术范围十分广阔，所以目光犀利，对西方学术的借鉴和对中国学术的议论也反映出多方面、多角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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