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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宋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于上乘。
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的推崇更不需赘言，业已经许多学者指出。
在众多学者之中，尤以陈弱水先生的议论更为精准，他认为寅恪先生重视宋代史学乃因为其所主张的完整历史研究既重视条理统系，又重视解释疑问，而对历史研究的解释层面之高度自觉与重视乃是寅恪先生对现代史学之最重要贡献[77]。
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赫尔德出身神学教育，思想深受基督教熏陶，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仍以基督教为本位，而寅恪则是深受儒学经典教育，尽管不是典型的儒生，但却以中华本位主义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基督教在华扩大影响颇有微词，故在史学层面两人虽然对中世纪有不同流俗的评价，但着眼点和落脚点显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事实上，吴宓也对欧洲中世纪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他在《学衡》第14期发表《英诗浅释》，主要是翻译介绍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诗，同时也有一些议论，他说：“[欧洲]中世乃极端统一之时代，虽近人讥其摧残个性，阻碍思潮，并时有争战、疫疠、荒歉之事，然处此统一世局之下，以有共同之信仰，人心得所依附，故有安闲稳固之态，少忧愁怨乱之思，无惑无惧，似非后世所可及也。”
这当然是针对当时身处乱世所做的评论，这之前，吴宓说：“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学术、思想各方变迁之巨，实为史乘所罕见，故生于今日之中国，其危疑、震骇、迷离、旁皇之情，尤当十倍于欧西之人。
则吾侪诚将何以**、何以自脱、何以自救也？呜呼！
此吾之所以读安诺德之诗而感慨低徊不忍释卷也。”
[78]吴宓这样的议论寅恪未必同意，比如思想、信仰定于一尊的看法。
不过，吴宓的心态倒是颇与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说相通。
按，胡适也有宋代学术思想文化超过唐代的看法。
胡适在1921年就提到他和丁文江都认为宋代文化胜过唐代。
当时英使馆参赞哈丁先生（HaroldIvanHarding，1883—1943）请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丁文江、毕善功吃饭，当中谈到中国的历史进步与退步问题。
胡适日记中写道，“我与在君都主张，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
这句话自然骇坏了哈丁，毕善功一班人。
哈丁说，难道唐朝的文化比不过后来吗？我说，自然。
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是进步。
即以诗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
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
文更不消说了，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
余人如皇甫湜、孙樵等还够不上一个通字！
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
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远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
在君说，别的且不说，只看印刷术一事，便可见唐远不如宋。
此话极是。”
[79]可见，至少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寅恪看法一致。
也正如王水照先生指出的，王国维也认为宋代文化超过汉唐和元明，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宋代之人智活动与文化诸多方面，前后的汉、唐、元、明各朝均有不逮[8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许多学者的历史观或许受时代变迁的影响，所认为的宋元为衰世可能是汉族中原王朝中心观的一种反映，因为宋元时代汉人政治经济文化皆受北方民族较大冲击。
寅恪似乎接受这一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历史观，可能跟他目睹清末以来民族革命等时代变化有关。
但他精研南北朝历史，对于北方胡族南下对唐代发展的贡献并不讳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寅恪的文明价值观与其种族文化论和赫尔德的民族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存在着联系。
在西方学术界，赫尔德被看作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时或称族群主义）思想之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许多后代的学者[81]。
现代学者柏林认为赫尔德的思想激发了那些被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压迫的人民的文化民族主义。
不仅如此，在奥地利和德国，他的思想也被政治民族主义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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