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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世纪初年，日耳曼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以赫德（J.Herder）为首的日耳曼学者认为蛮族之入侵罗马帝国，其实是为这个早已衰老的国家输入了一批精力充沛、性格豪迈的民族。
中西方在中古时代，都有低文化的民族迁徙到高文化的地区；外来的文化，对本土已衰落的高文化，带来重大的冲击。
寅恪先生论胡族的活力注入中国，令唐朝文化灿烂辉煌，这对我们理解唐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寅恪先生的看法极可能受到这辈德国浪漫时期史家之影响。
[70]
刘先生关于寅恪先生论中古民族与文化受益于赫尔德的说法十分有见地。
刘先生指出寅恪认为胡族的南下征服有助于汉文化的更新，实际上和赫尔德等德国浪漫史家认为中古不是黑暗时代的说法类似，进而推断寅恪的思想受到德国浪漫派的影响。
我们读赫尔德的著作，会有一种感觉，他特别重视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内在精神要素，也正因为此，他在《关于人类塑造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对欧洲中世纪的精神要素有所总结，从这个总结可以看出他不认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
他说，中世纪可能是充满仇恨、错误和荒谬，但是也不乏坚实、凝聚力、高贵和庄严，而他所处的时代即18世纪则是衰弱的、冷酷的、悲惨的[71]。
赫尔德与很多他同时代的人不同，他并不乐观地认为启蒙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甚至在他看来当时可以说是不好的时代。
赫尔德认为中世纪教会及教徒为被赎买的奴隶、被解救的罪犯，以及被走私的人口提供了避难所，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贸易、艺术创造，以及制造业[72]。
赫尔德早年的著述中还提道，“数世纪以来拉丁文一直作为从亚里士多德到经院哲学的唯一载体，拉丁文被认为是维系欧洲各国家学者的普遍纽带，在我所知的诸多语言中，拉丁文以其简明和哲学术语的活力可称得上是哲学的教学语言。”
[73]他并且主张拉丁文比法文更值得用来写哲学论著，尽管开始受到法文的挑战。
这当然是针对启蒙时期法国学者在欧洲的广泛影响而提出的看法。
后来近代学者迈涅克也指出，赫尔德对一个时代个人精神以“了解之同情”
进行评估的最大贡献在于挑战了人们关于中世纪的很多固有观念，认为哥特精神虽然有人们常说的黑暗和压抑感，却也极为丰富和伟大，能引起人沉思，乃是人类精神之奇迹所在[74]。
赫尔德对欧洲中世纪的正面看法在寅恪那里得到共鸣。
在近代中国历史学界也曾把宋元看作是黑暗时代，认为当时中原王朝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已经失去唐时的繁荣，胡人如契丹、蒙古的势力大涨，宋元时期是为中国文化之衰世，而寅恪先生则对此看法不以为然。
这种看法其实还可以从吴宓先生的日记中找到旁证。
1919年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寅恪和他的谈话内容大概：
十二月十四日，午，陈君寅恪来。
所谈甚多，不能悉记。
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自得佛教之禆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
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
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
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
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Ages，实未尽然。
吾国之中世，亦不同。
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75]
该条所记寅恪先生所论虽然简洁，但主旨十分明确，即寅恪不以宋元为衰世。
寅恪先生特别主张发扬宋学，他认为宋代的学术文化特别是思想和史学超越前代许多，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76]。
他虽然不研究宋代的理学，但显然非常重视朱熹的思想，把朱熹比作西哲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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