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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族性与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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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和欧洲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东渐密切相关。
赫尔德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所以受其影响的周作人也参与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学界对于民族性与国民性的讨论[50]。
这些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讨论又牵涉到赫尔德对于民族精神、国民性的阐释。
和德国近代民俗学的兴起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一致，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也与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分不开。
本节我们在一个围绕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入华历史语境的探求中可窥知周作人之对民俗学、国民性、民族性感兴趣的时代思想背景。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哲学与历史思想上之表现经何炳松（1890—1946）先生介绍入华。
何炳松在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通史新义》一书，介绍西方的现代史学[51]。
在该书第十七章《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的第一节讲历史研究中的“静的研究——事实之连锁、孟德斯鸠、德国派——习惯之共通性、集合行动之共通性”
中特别提到“必要连锁之观念实倡于德国之海尔得尔（Herder），其形式为半含玄学性之哲学”
，但“同时又杂以一种半含玄学性质民族精神（Volksgeist）观念，借以说明同一民族各种活动之共通性。”
[52]据此，我们知道何炳松注意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注意历史事实的必要连锁，同时还了解赫尔德的民族精神观念，用于说明一个民族各种活动的共通性。
图六十七何炳松
但是，何炳松没有特别留意赫尔德关于语言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调，也没有将赫尔德有关民族的思想背景揭示出来。
另，德文Volks也有国民、民众之意，Volksgeist亦可指国民精神、民众精神。
何炳松并未曾留学德国，却在1912年至1916年先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西方现代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以他对于赫尔德的了解来源于他在美国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全面，也未能注意赫尔德思想的深刻语境。
赫尔德对于民族和历史的看法有其特定的时空性。
就时代而言，赫尔德所处的时代是启蒙时代，注重人的历史地位，也进而注重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地位。
但启蒙的冲击与挑战在欧洲各地表现不同。
赫尔德强调每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在历史和地理层面的独特性，并且依赖于民族的独特语言而存在与发展，这种民族文化的内核是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全体对于自身语言、象征和风俗的集体认同[53]。
这被称作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ationalism）[54]。
以空间而言，赫尔德的思想和当时欧洲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地域分野有关。
在他所处的时代，欧洲大陆上法国在欧洲政治和文化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法国启蒙文化的发展使法兰西民族对其他民族有一种文化上的心理优势[55]。
而赫尔德的这种民族独特性的思想可能受他当时旅行到法国被法国文化的强势刺激所激发，他反对以先进和落后来评判民族文化[56]，反对启蒙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已启蒙民族与被启蒙民族不同文化的所谓先进与落后二元化主张，而认为各个民族文化中均有其独特的幸福观，这种论调带有很强的反法国式启蒙运动的意味[57]。
他的历史思想也受到卢梭的启发，着重自然主义的质朴和直接，反对当时启蒙时代所流行的都市中的奢华和怠惰[58]。
赫尔德还受哈曼影响，认为天才是能量的源泉，把直觉置于理性之上。
这有些反启蒙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为当代思想史家柏林在研究多元主义的思想源流时所注意[59]。
但是，他的所谓多元主义主要依赖于他对于印度作为文明的摇篮的认知，依赖于他对印度孕育了雅利安文明的认知，因为德国民族和印度有着雅利安文明的联系。
而他对于中国的知识极为有限，对中国的文化并不看好，认为作为智能载体的中国的语言也很僵化，中国人较为懒惰落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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