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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雄文中,自由一词出现三次,独立一词出现两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并列出现,并特别提到有独立自由意志。
寅恪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特别是个体的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当然也牵涉到个体在政治上的自由,下文将详说。
寅恪先生所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实际上也引起了误解。
比如李慎之先生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一文中认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一句出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Patriry,1736—1799)。
此人以在演讲中喊出“给我自由或给我死亡”
(Givemelibertyivemedeath)一语闻名。
他于1775年3月23日在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对弗吉尼亚议会(Houseesses)发表演讲。
当时在场的听众中有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华盛顿和杰斐逊。
他在说到这一句时拿着一把象牙制成的拆信刀对准自己的心脏。
他的雄伟演讲极大地刺激了弗吉尼亚议会支持独立战争的军事行动。
李慎之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出典固然不错,但出典之语境更牵涉到政治的自由,强调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要求的政治自由,而非寅恪所论之思想自由。
不过,李慎之这里指出其出典可证明寅恪之所为自由之思想并非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之语境。
他还指出胡适认为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而他不同意胡适此说,并举寅恪表彰陈端生、柳如是的自由独立精神为例,不认为寅恪是旧文化保守主义者。
他比较了寅恪和曾国藩对中国旧文化的看法,认为寅恪已经对专制主义的中国旧文化看得十分清楚,但从《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可以看出寅恪在感情上对纲纪之说有所依恋。
李慎之认为三纲六纪之外,寅恪对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定义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的中国思想。
李慎之先生的说法虽有其独到之处,但也有不足。
他前面讲政治自由,后面又转向文化,谈思想自由。
我们必须细致地分析寅恪先生所撰这篇纪念碑铭,并结合寅恪所处的历史时代才可以确知寅恪的自由观。
这篇纪念碑铭传达的意思,值得重视的有这样数端。
首先,寅恪特别注重士人的身份认同。
他在文中指出王国维是士,士的使命是读书治学。
我们稍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可知,士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处于四民社会中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寅恪所谓士之读书治学,不仅指出了王国维的社会身份与个人使命,实际上也是自我期许,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士人。
中国传统中的士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学人,也不同于西方的知识人,因为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关怀、政治参与以及家族观念赋予了他独特的地位。
寅恪所称颂的王国维的自由之思想是否也带有政治性呢?应该是有的,他所说王国维的自由之思想应该也包括了王国维之不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之影响,而有其独立之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指个人之自由意志不受政治局势之左右。
其次,寅恪对王国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阐释颇受西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将个人的自由归结为个人之意志之自由。
主张“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他显然将士人的使命确定为脱离俗谛,发扬真理,且思想上必须是自由的,否则不如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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