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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少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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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所谓个人的自由，所谓脱俗谛，亦可看作是少数主义，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寅恪文章之中常常流露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不从“流俗”
的态度。
寅恪一生经历非常复杂，因早年长期留学得以游历欧、亚、美各大洲，又出身世家，在学问上、为人上立意甚高，识见尤其不凡，故而相当自负，动辄斥责所谓“流俗”
、“庸鄙”
。
其诗作中颇多这一态度的反映。
如1945年4月30日《忆故居并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20]寅恪在哈佛留学期间，对同辈中国留学生大多看不上。
吴宓1919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寅恪评论说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十之八九欺世盗名，不过是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名行贪图倾轧之实，以遂功名利禄之私而已[21]。
这种自负也让他在许多问题上处在少数派的立场，不愿意随波逐流。
而这种立场，正是他所一贯奉行的自由主义立场，其核心价值即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因此，个人的自由和脱离俗谛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少数主义原则。
少数主义，对于知识人而言非常重要，个人的观点、主张、看法和立场均应该基于个人的判断，不可随波逐流。
寅恪先生可谓是少数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在他看来自由是不随波逐流，对所谓正统和所谓主流的叛逆，比如他对王国维投湖而死的理解即与当时北平主流知识界的流俗主张不同。
当时北平知识界的主流是拥抱新文化运动，所以周作人等新派知识分子成为青年学生的偶像，很多学者接受大革命的现实。
他和王国维并不盲从这一主流。
在1949年之后寅恪也不从于思想界的主流，当时连精于国学的学者如冯友兰也摇身一变开始学习主流思想，而寅恪却提出“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22]寅恪这样故作惊人之语来拒绝主流、自甘边缘的立场和态度也反映在他在1957年发表的《论韩愈》一文，在他看来，在唐宪宗迎佛骨的问题上，上自皇帝，下至普通民众，无不为佛骨倾倒，而韩愈本人作为一位士大夫，却对这种行为坚决反对，甚至不惜被贬斥边荒。
可见韩愈代表不畏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民意的立场，也即是少数派的立场。
韩愈当时也并不反对皇帝，只是不苟同于当时所谓长安上下崇迎佛骨的流俗。
寅恪的立场也不可仅仅被理解为反对政治专制制度，更应该看作是学术思想上的少数主义，是在思想学术上主张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搞民主集中制，因为这正是寅恪自由思想的核心。
真谛就是真谛，不因为它只为少数人理解和掌握才是真谛。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真理在手，那他即认为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也因此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寅恪是一位关心时事且对东西方政治均十分敏感的历史学家[23]，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在《资本论》之外也读过《联共（布）党史教程》，但他对于苏联的历史和现状应当十分了解，当时他留学哈佛时校园内屡有相关讲座和讨论。
或许寅恪的少数主义也可以看作是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合流，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俄文中的原意正是所谓多数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相对而言。
布尔什维主义在这里仅从修辞意义上反映其所谓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多数人民大众，而这种宣称并不能为其获得正义性、合法性。
布尔什维克在1910—1920年代在国际话语中实际上乃是当时俄共的代名词，号称多数派，实际是过激派。
寅恪先生从未在著作中明确提到布尔什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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