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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好友吴宓在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则特别提到“今世之大患，莫如过激派Bolshevism，德、俄已全归糜烂，爱尔兰久已**。”
[24]寅恪和吴宓两人当时均在哈佛留学，交往十分密切，一定对这些欧洲时政议论颇多。
在1919年2月4日的哈佛校报（The）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令人费解之物，它是在每个国家都不断成长的活着的力量，”
还说“如果我们决定了俄国人可求得自己的解放，则必须保持严格的中立”
。
吴宓很可能看到了校报上的这个报道。
1919年2月10日的校报又登出消息，维讷教授（LeoWiener，1862—1939）将在11日晚七点半做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告[25]。
寅恪本人的一些诗作及其弟子们的回忆文章均可看出寅恪并不赞成苏俄式共产主义，如石泉回忆说寅恪很怕俄国人，浦江清回忆说寅恪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金应熙指出寅恪担心马列主义会以夷变夏[26]。
寅恪主张独立自由的思想，不可看作是单纯的反抗上层强权和专制，即使是同辈人和普通民众均十分欢迎的立场和主张，作为一个知识人，亦应当采取独立自由的立场审视。
这种独立自由思想，在现代西方学术中常常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critiking）的精髓。
但凡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都会了解，批判性思维是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中的基本核心内容，几乎出现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要求中。
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即是能不从流俗，对于主流民意亦持批判态度。
寅恪主张自由思想，也对时局多有评论，但他的表达常常是隐喻式的、非直接的。
他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宣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
[27]表明自己不从流俗的学术取向。
此文写于1942年桂林。
发表于1943年1月《读书通讯》第58期。
此文并主张“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
加上1951年所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似乎寅恪1943年所谓经营西北是指中国不得不全力处理与苏联的关系。
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不同意很多论者认为梁启超的问题在于不能与中国政治绝缘的不幸，他举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例，认为梁启超之卷入政治实在是情非得已。
所以他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寅恪晚年尤其撰有《论再生缘》一文，多处发表不合时宜、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言论。
比如该文说，“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28]此所谓无益之事，并非是没有用处，而是他这种研究女性历史与当时主流史家强调研究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问题五朵金花而为当世所用非常不合拍。
寅恪还指出：
总之，不枝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
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
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上中，亦不多见。
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故特标出之如此。
韩退之云：发潜德之幽光。
寅恪之草此文，犹退之之意也。
[29]
此处并非证明寅恪喜欢故作惊人之语，而只是表明寅恪不从流俗，要学习韩愈，甚至不惜自贬潮州。
寅恪对于流俗之不屑，亦见于他1932年9月5日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欧美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印欧语言有性、数、格的特点，而中国语文的优点体现在对对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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