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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他遭受的直接损失是学术笔记和资料的散失，如他所说，“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
但他对于同时代的日本学术也非常留意。
他曾介绍朱芳圃翻译的日本学者评论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中国音韵学》（étudessurlaphonologieoise.1915—1926）的文章给容庚，希望发表在容氏主编的《燕京学报》。
他还嘱托人翻译《支那学》发表的新城新藏所著《周初之年代》一文以及有关春秋历日的文章。
1934年4月6日他在致陈垣的信中说近来日本人的佛教史有极佳的著作，但很多不能取材于教外典籍，中国学者可以进行补正[49]。
在经济上，寅恪也有所考虑。
比如1945年2月2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被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薪水问题，云“部聘教授薪，问之方桂，似较史语所略多。
又，弟现在燕大之薪金出于哈佛燕京社，方桂亦如此。
若弟之将来收入一部分出自教部，则尚受中国人之钱，比全由美国人豢养，稍全国家体面。”
[50]这里主要讲他和李方桂在燕京大学兼职的薪水出自哈佛燕京学社的补助，有损“国家体面”
，这说明他还是很看重民族气节。
只不过，抗战期间，他有心脏病、眼疾，太太也有心脏病，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努力赚钱，在燕京大学兼课，以改善生活条件，维持基本的健康。
他对于西方学术的优点也毫不迟疑地进行表彰。
如《与妹书》中说如果用西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来研究汉藏语比较，肯定可以比清代乾嘉考据学要更上一层楼[51]。
总体而言，寅恪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现状十分担忧。
他于1931年5月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更是对中国学术的落后深感失望，他说西洋的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如果能忠实输入已经属于难能可贵，但谈不上创获。
而社会科学比如政治、经济、财政、经济等方面基本上仰赖外人的调查资料，中国人的成绩并没有可以研究谈论的资本。
而东邻日本在三十年之内研究中国历史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学者已经追不上。
中国的国文教育不能通解和剖析民族文化，不成其为一种人文主义教育。
以材料而言，奇书珍本不是落入外人之手，就是被私家收藏秘不示人，这些人可以被称为中国学术独立的罪人。
寅恪最后指出这种令人失望的学术现状乃是有关中国民族精神生死的一件大事[52]。
中国学术的自由、独立，在寅恪看来，显然不是现在时，而是进行时或者将来时。
从以上讨论来看，寅恪的自由观中也有追求民族学术自由的因素。
寅恪对民族学术独立和自由的认识可能也有他受西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原因。
前文我们已探讨了寅恪的种族文化观可能受德国学者赫尔德影响。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均有其快乐的源泉，故而每个民族均有其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针对近代法国在启蒙运动时期占据欧洲思想界主导地位而表示不满所发展起来，其实质是激发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以赛亚·柏林看来，可以看作是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中的文化多元主义，而这种多元主义也同时激发了东欧一些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53]。
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这也完全符合寅恪所说的即使中国忠实输入北美、东欧的思想文化，这种外来思想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生根。
总而言之，寅恪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大、民族至上主义，而是植根于文化多元主义，是对中华民族面对挑战的正常反应，但其背后有德国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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