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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一卑，固由强弱判分，亦因日本人常事鼓吹，极力抽叙东洋情形。
中国则顾虑乌能为此。”
[41]这种美国人多知日本、少知中国的状况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美国东亚研究现状的人，均深有体会。
其次，寅恪的民族自由观有其特定历史语境，特别是因为中国在政治、文化上遭受外界强权挑战的危机，换言之，他特别强调民族思想与学术的自由。
寅恪的著作中明确主张应表彰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说：“披寻钱柳之篇甚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2]这也反映出寅恪对于中国民族独立的潜在关怀。
他通过祖父、父亲了解了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失败，自己也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本人后来又经历了非常痛苦的难民生活，因为日军侵华，不得不从北平撤到香港，又被日军不断骚扰。
这些都对他个人关心民族独立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除了在政治上民族必须独立之外，寅恪也指出中国必须在思想上独立，而不能完全输入外来思想：“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43]思想和政治制度分不开。
李慎之认为寅恪30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明确指出的“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一句主要指政治和伦理制度。
寅恪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的变化之中，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学人与之共命同尽，所以造成王国维的自沉。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变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外族的入侵。
寅恪也极力主张学术的民族独立地位。
他对于中国学术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意甚至耻辱感，如他在1929年5月所写的诗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44]这是表明学术与士大夫民族自尊存在密切关系，他希望后学小辈能重建中国学术的信心。
他又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说特别阐明：“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
[45]
寅恪十分在乎中国学术的形象问题。
他在一封致傅斯年的信中解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聘请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为外籍研究员一事需要慎重。
寅恪并未明言弗兰克研究中国史的成绩不够资格，只是表明他担心以弗兰克的汉学造诣而言，中研院如果聘他可能造成外国学术界认为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趋向和标准大成问题[46]。
在聘请外国人担任通讯或客座研究人员方面，寅恪十分留意外国学术界的评价，在今天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而中国学界常常聘请海外学者的情形下，这一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寅恪多次为中国图书在战乱中可能被外国人收购去而担心。
他在1929年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感叹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恐怕被日本人收购去而中国无力阻止[47]。
他还在给傅斯年的另外一封信中说到如果李盛铎的藏书落入外国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48]他本人深受日本侵华的干扰，除了生活颠沛流离之外，正所谓“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
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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