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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民族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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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读书人既有大幸又有大不幸。
大不幸的是腐朽没落的清朝廷岌岌可危，中华政治经济文化均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大幸的是朝廷岌岌可危，对思想控制减弱，而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进中国，在新旧思想的激**中正可以做一番大事业，学术界群星璀璨，正所谓天才结群而来。
寅恪先生的幸运在于有机会游学日本欧美各地，但不幸的是正生在一个民族忧患深重的时期。
更不幸的是他的家世与民族的危机从未绝缘。
他的祖父因参与戊戌维新被罢官回乡。
他的父亲在日本侵华时期困死北平。
他妻子的祖父则是台湾抗日英雄唐景崧。
他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正如《赠蒋秉南序》中所说“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这些家世和个人因缘使得他对于民族和文化的命运产生比常人更深刻的感触。
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在20世纪末再次成为所谓国学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20世纪90年代，中国渐渐出现一股国学热，在这股国学热中，寅恪被看作是国学大师中的大师。
这股国学的热潮与80年代的西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以90年代初为分水岭，代表了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关怀和价值取向。
国学热一方面反映了9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热的衰退，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历史思想和文化的重新加以审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1949年之后数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已经不再作为潜在的思想资源。
在这场热潮中，20世纪初期比较活跃的国学家们的学术和品格被重新发掘，作为中国学者引以为傲的思想与学术传统。
这其中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刘师培、章太炎、沈曾植等人。
他们虽然在世时在学术界也颇有名声，但1949年以后因为阶级出身与政治立场与官方正统史观不合，很长时期内并不受学界重视。
这些国学大师重新被发掘出来，亦可以说明现今的学者已经能够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政治争斗，不以一时胜负为判断高下。
尽管国学热在一般民众中的拓展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在知识界亦有其正面的意义。
在这些国学大师之中，因为仍然健在的众多弟子、门人们的推波助澜，寅恪先生作为传统上非主流的学者被迎上历史前台，充当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甚至失语状态下一些爱国学者的精神图腾。
在这个意义上，国学热的兴起亦可看作是中国知识人重新寻找思想和文化认同的一个过程。
不过这一过程中当代知识人对寅恪的认识以想象和托付为多。
我们在下文试图结合20世纪历史发展的背景来重新审视寅恪自由思想中的民族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寅恪所论的自由也包括民族的自由，这与他生活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比如他于1942年6月19日在桂林写给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傅斯年等人的信中称云南、四川等大后方为“自由中国”
，这个说法在当时抗战进入艰难阶段的境况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39]。
寅恪在海外游学多年，可能也因为他的民族和国家出身，遭受过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的诸多刺激[40]。
对此，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一些旁证可知，许多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都对此颇有感触。
比如吴宓在1918年1月1日的日记中即提到“美国人多知日本，少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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