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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894—1895年在柏林大学、1895—1897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游学，1897年回到哈佛任教。
1898—1910年在庆应义塾大学任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1910年返回西弗吉尼亚大学任教。
麦克拉任是加拿大人，190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之后，即到庆应义塾任教。
1914年回美国，任威廉姆斯学院经济学教授，1945年转任哈密尔顿学院教授。
不过，这里很奇怪的是，庆应义塾派出的学生中没有人到哈佛学习法科。
中、日两国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人数在两国全部留学哈佛的学生总人数中所见的比例大体相当，和学习经济与商科、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人数相比，都不算占主导地位。
不过，哈佛并不以工程学科知名，这大概是当时在哈佛学习工程的中、日留学生较少的主要原因。
哈佛工学院迟至1918年才成立，1919年注册学生仅46人。
日本理工科学生有以下数位。
武居高四郎（TakeiTakashiro，1893—1972），来自大阪，1917年京都帝国大学工学士，一年级研究生，住在柯南堂（tHall）32号。
毕业后又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
1926年任京都帝国大学都市计划讲座，1955年兼任金泽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京大名誉教授。
著有《都市计划图谱》、《地方计划之理论与实践》等书[26]。
清水武雄（ShimizuTakeo，1890—1976），来自日本石川县金泽，1914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住在牛津街14号。
他作为日本大阪盐见研究所的旅行研究员留学哈佛，当时是物理学二年级研究生。
他毕业后回东大教书，任理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后任日本物理学会首任会长。
松本忠和（MatsumotoTadakazu），来自栃木下都贺，住在牛津街79号，室友是绵贯哲雄。
1916年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士，帝大地理学和岩石学助教，哈佛矿物学一年级研究生，1919年1月8日注册。
谷宗雄（Muani，1919年下半年入学）专业化学，1921年在《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发表文章，毕业后回日本，在福冈县工作。
渡边重藏（ShigezoWatanabe）1919年下半年入学，1924年毕业，1919年是工学院一年级研究生，毕业后回国住在东京赤坂，在三井物产会社供职。
当时中国在哈佛学习理工的学生也不多，理、工科一共只有10人左右而已，两者加起来也不比人文、艺术类学生多很多。
其实1903年以前清政府并不重视留学生的专业选择。
当时梁启超访美，发现学工程的学生人数很少。
1908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强调工程学习，朝廷要求学生学习工程、农学、自然科学。
1909年新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更要求百分之八十的公费生必须学工程、农学和矿业[27]。
当时注册哈佛工学院的全部学生仅为46人，而中国学生3人，其实按比重来算，也不算小。
而这些人当中，成材率也相当高。
寅恪曾在1919年12月14日与吴宓聊天时批评当时中国留学生以学工程为主的风气，据吴宓所记，其意略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
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28]好在当时哈佛此风未盛，寅恪与吴宓等人尚可享受相互砥砺论学之乐。
学习理科的学生当中比较知名的是后来成为数学家的姜立夫（1890—1978）、心理学家唐钺（1891—1987）以及钟心暄（1892—1961）[29]。
姜立夫1915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旋即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获约翰·哈佛奖学金[30]，1919年5月博士毕业，被聘为讲师，但当年10月因兄去世回国。
他后来任南开算学系系主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中国新数学会会长、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岭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唐钺1920年获哈佛心理学博士，毕业后任教北大，后转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以及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9年以后再转回北大任教。
钟心暄当时在哈佛学习植物学。
他是江西南昌人，先后在清华学校、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17—1920年在哈佛，1920年以《中国木本植物名录》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南开任教。
有意思的是，后来还有一位江西人到哈佛学习植物学，这便是胡先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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