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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那学”
——“儒学”
在近代日本的表述及相关的宗教性论争》，载《新哲学》2004，第3期，109～130页；《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如此书23页云“汉学家们先使用‘东洋’这个语词，寻求与‘西洋’平等对话的可能，并凸显‘支那’的非近代性，把日本当作东洋文化的表征”
。
[5]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持出版的《国际中国学文库》，其中包括多种日本中国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内藤湖南研究》、《吉川幸次郎研究》、《津田左右吉研究》、《服部宇之吉研究》、《德富苏峰研究》等。
[6]沟口雄三著，李苏平、龚颖、徐滔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葛兆光：《重评9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12月号总第9期。
[7]入江昭的父亲是日本著名国际法专家入江启四郎，而入江昭本人是赖世和和费正清在哈佛的学生，其岳父为日本著名法国文学专家前田阳一（1911—1987）。
前田1934年留学法国，并任日本驻巴黎公使馆副领事，在巴黎辅导留学索邦大学的赖世和学习。
前田阳一的父亲前田多门（1884—1962）则是赖世和父亲在日本的好友。
前田多门早年求学于东京帝大，深受新渡户稻造和内村鑑三影响，参加了内村组织的圣书研究会，晚年则和新渡户一起加入基督教教友会。
多门曾任日本驻纽约文化会馆馆长、新潟县知事、日本文部大臣。
前田阳一系其长子，阳一执教东京大学时，受其影响较大的学生是大江健三郎。
前田多门的长女是留学美国的精神科医生神谷美惠子（1914—1979），次女势喜子嫁给企业家井深太。
井深太和盛田昭夫系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的早期创始人，该会社即索尼公司的前身。
前田则是东京通信工业的第一任社长，但实际事务由井深和盛田负责，前者负责技术，后者负责经营。
[8]张广达先生指出，20世纪一些西方学者出于与西方以外的“他者”
的深化接触，开始越来越自行质疑西欧中心论，考虑西方的重新定位，越来越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把“西方中的东方”
（theEasti）纳入研究和著述之中。
他举英国剑桥大学的JackGoody为例。
见张广达：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李庆在《日本汉学史》中对于所谓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
有所讨论，并暗示了其对于顾颉刚的影响；而贺昌群则认为二者实际是殊途同归而已，不存在影响的问题，他指出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
，“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
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
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也。”
见《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
研究》，载《贺昌群文集》，第一卷，4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日本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有所论说；如子安宣邦指出的，“政治的言说”
和“学术的言说”
相交织不仅是京都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认识——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61～97页）。
[1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247页。
[12]虽然吉川没有提示，但这位美国学者很有可能是指埃克尔（WilliamReynoldsBealAcker）。
埃克尔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亚洲艺术史家，曾任职史密森尼博物馆，翻译编辑出版了多种著作，如《若干唐以前及唐代绘画著作》（SomeT'aextsoing，tr.anded.WilliamReynoldsBealAcker，Leiden：E.J.Brill，1954），翻译内藤东一郎的《法隆寺壁画》（NaitoToichiro，1897-1939.TheaintingsofHoryuji.TranslatedaedbyWilliamReynoldsBealAdBenjaminRowland，Jr..Baltimore：ress，Inc.，1943）。
[13]吉川幸次郎：《アメリカの支那学》，见《支那について》，127页，大阪，秋田屋，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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