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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西方的东方学主要贡献在内陆亚洲民族、语言、宗教、美术、物质文明的历史，基于汉文史料的汉学远远没有形成规模，除了在法国和英国有若干学者之外，尚没有系统地大规模研究。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西方的汉学主流还主要是伯希和的学术传统。
如在北美，则以哈佛为中心，伯希和的弟子法籍俄裔学者叶理绥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学长，直到1956年才退休。
当时东亚出身的学者也认为西洋学者长处在周边地区研究。
如旅美华人学者何炳棣所说，“1948年我尚无机会系统地翻检西方汉学著作，但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处在物质文明、宗教、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语言、中西交通等方面个别性的专题研究，百余年来积累的成果可观，但不能对中国历史上几度动态大演变加以分析、解释、论断。”
[11]而当时日本学者根本不认为北美的汉学家有能力系统处理汉文材料并有学术创新。
如吉川幸次郎在京都见到一位美国学者A君，在翻译《历代名画记》，为研究和翻译里面的官名，去请教梅原末治[12]。
但吉川也指出，在日本，一般像散骑常侍这类官名不需要翻译，所以日本学者相比较而言较懒，不如美国学者字字翻译这样彻底。
他同时也感到日本学者对西洋人的支那学比较漠然；其次，吉川谈到他与狩野直喜、仓石武四郎会见的另一位美国学者B君，此人正在研究乾隆朝的和珅，令吉川十分惊讶，以他的了解，西洋人的支那学侧重美术史及塞外史，着重使用支那汉文文献以外的材料，而此人居然研究主要是用汉文材料；吉川并提到，早期全美只有大约十所大学设有支那学讲座，十年间增长四倍，而且美国的支那学者必须知道日本的学术杂志《东洋学报》、《东方学报》、《支那学》[13]。
西方的东方学在研究中国周边民族、语言、宗教研究方面，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并非高不可攀，日本也培养出许多著名学者，印度学、伊朗学自然不必说，而回鹘突厥研究有羽田亨、庄垣内正弘、山田信夫、护雅夫、百济康义、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等人，西夏文有西田龙雄，藏学有山口益、佐藤长、上山大峻等人。
如果说东方学日本学者只是可以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基本上在方法上、理论框架上尚借鉴西洋，而东洋学则可以在提出问题、发明新模式和发掘史料三方面均傲视群雄，独成一系。
虽然前文我们提到“二战”
前西方东方学的领先地位，实际当前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宗教语言物质文明等研究领域无疑也仍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而现在追赶起来更为困难，除了熟悉亚洲古代语言，更需要精通至少英、法、德、日、俄等目前通用的学术语言，方可登堂入室。
日本学者其实是比较独立地发展出自己别具特色的东洋学史学传统以及中国学传统，其学术来源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现代学术观念、理论与方法，绝对不是西方的汉学。
梁启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在《中国之旧史》一文中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反观今日所谓复兴国学的争论，中国史学也正是因为这种所谓固有的传统，其现代化更难。
日本的汉学能走出传统，固然是其国家民族逐渐迈入现代使然，也和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接受所谓西方科学史学方法反省日本传统汉学有关。
今日中国欲提升中国研究的品质，恐怕引入和研究日本、西方汉学根本不够与其抗衡，而更应该注意其背后蕴含的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背景，从而发展出中国学界自己的学术特色。
[1]StefanTanaka，Japan'sPastsintoHistory，Berkeley：Uyofia，1993.
[2]近代国学史的研究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
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诸葛蔚东：《战后日本知识界与中国》，载《北京大学学报》，41卷1期，2004，92～100页。
[4]如从事文化研究的孙歌，代表作如《日本汉学的临界点》，《世界汉学》，第一辑，1998，收入《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215～246页，南昌，江西出版社，2002；《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化间的日本》，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从事日本汉籍流布调查和日本中国学史研究的严绍璗，代表作如《日本的中国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还有李庆所著多卷本的鸿篇巨制《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4。
其他还有不少零散文章。
在台湾，近年旅日回台的学者陈玮芬发表了许多有关日本东洋学的著述，如对斯文会的研究，参考《“斯文學會”
の形成と展開——明治期の漢學に關する一考察》，载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1995，21号，86～100页；《和魂与汉学：斯文会及其学术活动史》，载《原学》1996，第5辑，368～383页；《近代日本と儒教——“斯文會”
と“孔子教”
を軸として―》，福冈市：九州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试论》，见《庆祝莆田黄锦鋐教授八秩·日本町田三郎教授七秩嵩寿论文集》，357～395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由“东洋”
到“东亚”
，从“儒教”
到“儒学”
——以近代日本为镜鉴谈“东亚儒学”
》，载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东亚文明学刊》，2004，第1期，201～232页；《“汉学”
、“儒教”
、“孔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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