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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库吉的传人、东大教授、东洋文库的理事长榎一雄就坚持使用支那一词。
他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欧罗巴与亚细亚》一书中还提供了所谓坚持用支那代替中国一词的理由：中国只是中国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国家的词，外国人不需要附和使用；支那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在日本生根，早在9世纪空海大师从中国携回的佛经中已经出现，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支那成为比清国含义更广的名词；中国一词暗示了中心性，代表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文化更古老更文明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日本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所以必须区别中国和支那两个词。
他坚持认为支那一词更准确，更中性，以a的形式为世界各国使用，而且明治以后在日本广为人知。
换言之，他认为汉字中国一词在日本历史上使用是因为当时日本很弱，现在日本已经是现代国家，不必再使用中国一词。
但是正如田中所指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支那人一词实际成为弱者和牺牲品的代名词。
田中指出，东洋一词虽然不是日本学者发明，但东洋史却是日本学者的创造。
东洋史的首席建筑师则是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白鸟库吉。
田中认为白鸟建立了日本人的新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以东洋、西洋划分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中，日本和西洋有着同等的地位，是亚洲最发达的最高级的国家，而在文化、智识与制度结构上超越了中国。
白鸟对东洋史的影响除了方法论的客观之外，还在于他把东洋史发展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综合了现代比较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
田中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大正年间的关键性历史发展，通过重新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通过日清战争取得东亚的霸权，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世界强权的地位。
这些历史事件是日本学者重新解释历史的背景。
因为日本学者开始以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方法研究所谓东洋特别是支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
比如京都帝大教授内藤湖南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中国学生运动之后谴责中国青年对于历史和时局的无知，他认为他知道何事对中国最好，而中国学生不知。
他们对于自己东洋知识的优越感体现在这种现实处理之中。
白鸟库吉是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人，他的老师里斯（LudwigRiess，1861—1928）是兰克的弟子。
里斯二十六岁受聘东京帝大讲授历史和史学方法论，强调所谓史学客观方法论，极大地影响了白鸟的东洋史学。
这种对客观的追求使得东洋史学的第三代、朝鲜史学者旗田巍称东洋史为所谓“无思想的史学研究”
。
当然，对这种东洋史的批评还有很多，比如缺乏阶级意识等。
这可能跟“二战”
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史学影响很大有关。
图七十一白鸟库吉
田中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研究了白鸟参与的一些日本学术界的论战，并通过分析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来进一步推测白鸟的心态。
比如他特别研究了白鸟库吉和林泰辅讨论中国上古史[9]，和井上哲次郎讨论日本的起源、和内藤湖南讨论邪马台的位置。
田中的主要观点认为东洋史试图把日本和中国分离，离开所谓中国文化的影响；把儒家从经学放回史学，关注儒家的历史发展，而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
田中认为东洋史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把已经逐渐进入现代国家的日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等各方面和中国进行分离，从而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和西方列强不仅在科学技术和政治组织层面平起平坐，并在文化和文明开化上作为亚洲的优越国家藐视其他尚待进行现代化的国家。
从田中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东洋史的兴起其实和当时明治以来的政治变化分不开，也和日本近代学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心态分不开。
田中指出，京都学派的早期开创者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比中国年轻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问题[10]。
通过田中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东洋学的兴起，不全是西方东方学以及汉学的影响，而主要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
在兰克弟子里斯带来的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风气影响下，东洋学注重历史原始材料的科学搜集与科学整理，白鸟倡导参与的南满铁路调查局的工作即是一例；并在一开始就和西洋所谓东方学差不多在同一轨道上，这就是白鸟在方法上注重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寻找亚洲大陆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白鸟仰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努力和成绩，在研究东洋学上采取俯视亚洲其他民族的立场。
总而言之，从田中书中可以看出，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还是作为研究工具的西方学术，都是他者。
站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立场，有些日本学者一方面要寻求的是借用西方的一些观念重建日本的自信，并试图与世界强权共天下；一方面又以亚洲领头羊自居，藐视其他亚洲国家。
田中没有特别注意比较日本东洋学和西方的近代汉学。
应该说，一般认为“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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