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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没有过去的历史：学术史上的日本东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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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
为何关心日本的中国学？日本的中国学处于世界中国学的领袖地位，无论在理论思想框架的建立、新方法的发明还是在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旧材料的重新审视与阅读方面都对世界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英语世界的中国学学者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很多大学并在制度上要求中国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日文学术材料的阅读能力。
虽然对于中国而言，现在不再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
的旧时代，但日本的中国学仍然是中国学者难以忽略的。
今天我们尚在讨论是否有复兴国学的必要，尚在议论所谓传统国学的价值，日本学者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已经在主流学界几乎全面颠覆了其传统汉学，并开辟了东洋学以及所谓支那学的新纪元，并迅速在20世纪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研究上难以撼动的国际领先地位。
认真审视日本中国学的发达史十分有助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诸层面。
而本文所要特别讨论的一个读本是田中斯蒂芬在1993年刊出的《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1]。
考虑到当代中国学界有关近现代国学、汉学、西学的争论[2]，可以看到所谓国学、汉学等讨论在中国尚没有过去，并没有成为历史。
学界基本上都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汉学和支那学，战后才有中国学之称[3]。
日本的汉学和支那学、中国学研究近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视，已然渐成显学，参加这一新领域建设的中国学者很多[4]，并有很多丛书出版[5]，甚至日本学者反思中国学的著作也被译介过来[6]。
许多重要的论题被反复讨论，如日本汉学与国学的关系、中国国学的说法与日本国学名称的联系、日本汉学与支那学、东洋学的关系、西方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比较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日本研究中国的历程及其历史语境。
但是相当多的论著特别关注日本汉学以及中国学的贡献以及和中国的交流、和西方汉学的比较，从而忽视了其变化的内在历史机制和日本近代中国学者的心态分析。
田中的著作特别注重站在亚洲以外的立场来挖掘当时日本支那学者的心态和历史语境，并同时兼顾了西方近现代学术（而非汉学）与日本近代东洋学的联系。
田中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现代史专家。
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明治时期的审美、信仰与国家性，以及儿童史。
他的日本史学术曾受益于著名的日本史家华盛顿大学的派勒（KehB.Pyle）、芝加哥大学的奈地田哲夫（TetsuoNajita）和哈鲁图尼安（HarryHarootunian）、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Iriye）[7]；而此书在修改阶段也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指点，如阿萨德（TalalAsad）以及魏斐德（Frederi），从这一名单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田中的学术背景。
《日本的东方》一书获得199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当时田中任教麻省克拉克大学。
获奖后自1994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日本研究项目主任。
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是美国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学者熟悉的周锡瑞（JosephEsherick）也在该校任教。
田中认为自己没有去东大或京大学习而进了立教大学十分幸运，因为他研究的主题和东大与京大关系密切，如去可能反而对他不利。
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正如作者在撰述缘起中特别提到的，他受到当代西方学者反省西方撰述中的东方思潮影响，并以之为参照来研究所谓日本撰述中的东方，有很强的知识考古学意味[8]。
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家包括巴赫金、德塞尔多（MicheldeCerteau，1925—1986）、福柯、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1906—1995）。
这些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启发了田中思考日本的所谓东洋学，特别是巴赫金论发现和维护社会的多样性、福柯论思想的优越系统、塞尔多论话语中的人群、列维纳斯论真相的压制。
此书虽然主要围绕日本现代东洋史的奠基人白鸟库吉的著作展开论述，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一部研究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学术思想与社会观念史著作。
田中此书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则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找到相等，包括两章，第一章从汉学到东洋史——寻找历史，第二章东西方的聚合；第二部分名为创造差异，包括插曲——差异与传统，第三章支那——把日本从中国分开，第四章支那——日本出现的叙事，第五章支那——一种话语的权威化，第六章考古学：支那的制度化。
导论部分最值得注意，田中不仅介绍了他选择日本东洋史兴起这一主题的理由，还提供了一些日本近现代史的背景，并概括和提示了全书主要内容。
田中指出现代化的兴起引发了观念和术语的改变，随着西方现代的发展，一些术语的对立开始分化，比如西方与东方、文明的与野蛮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高级的与落后的、知道者与被知者等。
从19世纪开始，日本的主要史学家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观念，接受西方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中的信仰，即所谓科学研究中存在真理、客观性和进步的可能性。
而日本当时话语中的东洋成为日本学者重建历史的资源，其中又主要以支那为主。
支那一词在20世纪上半叶使用最为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原为明治维新前使用的中国一词。
作者指出，支那一词被一些近代时期许多有不同目的的群体使用，比如日本的国学家使用支那与日本来区分野蛮与文明、外与内等含义；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革命者用支那一词把他们和清朝政府区分开；在日本，支那还把落后愚昧的中国与现代亚洲国家区分开。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日本学者已经弃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仍有少数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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