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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于德国哲学钻研颇深，熟悉德国近代思想，并撰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和《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一起收入光绪三十一年刊行的《静庵文集》。
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认为新学问的兴起离不开新学语的输入，并指出国人有时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输入日本人翻译西文书时使用的已经比较成熟的术语要好于自己创造新学语。
他说“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
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不甚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55]他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sympathy，严复翻译为“善相感”
，而日本学者译为“同情”
。
图六十三王国维
后来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中回忆了他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他早年在东文学社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曾在田冈文集中见到引用康德（王译作汗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他在藤田的指导下读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德尔班（王译作文特尔彭）的《哲学史》[56]。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提到了卢梭受到的赫尔德的影响以及赫尔德的历史哲学。
他在讨论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时说，“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出发，从地球提供给人的生活条件出发，从人的独特素质出发，他进而理解历史发展的起源和方向。
在他阐释世界史的进程中他同样认为每一民族的特性及其历史意义的特性来源于它的自然素质和自然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在他的阐述中各民族的发展并不像维柯说的那样彼此孤立分离。
恰恰相反，所有不同民族的发展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像一条升向完善的巨大锁链，并在整体的关联中越来越成熟地实现人性的一般素质。”
[57]如果王国维看过这本书，大概也会知道赫尔德的名字吧。
不过，他看到的只是1900—1901年由桑木严翼节译的日文本《哲学史要》[58]，很难说他是否注意到赫尔德。
王国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徐有成等翻译的《欧罗巴通史》序中提到德国人兰克（Ranke），他指出这本书原名《西洋史纲》，系日本学者箕作元八、峰岸米造仿兰克著作的作品[59]。
其实此书可能是日本六盟馆明治四十年（1907）出版的《新编西洋史纲》，此前两人合作在明治三十七年由六盟馆出版了作为中学校教科书的《西洋略史》。
作者之一箕作原来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毕业后入东京帝大学习动物学，后留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因严重近视转向史学，并留学法国，精通法国大革命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峰岸是东洋史专家，翻译过许多汉文作品。
从1926年7月到1927年5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教，期间和寅恪过从甚密。
两人在学术上交往很多，寅恪在治学的一些方面比如二重证据法等也和王有所切磋，但目前的材料无法反映他们二人曾经讨论过德国哲学特别是赫尔德的思想，似乎王更关心赫尔德的哲学，而寅恪专注于历史阐释。
其实，早在1989年，刘健明先生已经在他的《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一文中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寅恪先生史学思想受到德国浪漫派思想家特别是赫尔德的影响，但他没有深入追踪寅恪了解之同情一说的渊源，甚为可惜。
刘健明先生指出，
民族精神之论调，以及坚信本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个性，不能完全为外国思想取代的说法，也和赫德强调民族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强调每个民族都有其国民性格（Volksgeist）的说法相近。
寅恪先生虽受到浪漫时期德国史家的影响，但浪漫时期史家强调洞识力，探求内心的问题，重视史家如何凭直觉去了解历史，寅恪先生对这种了解历史的方法，却不太同意，他曾指出要了解古人的学说，应对其所处之环境及其所受之背景，有一同情的了解，最好能设身处地、站于古人的同一境界去考虑，才不致产生隔阂肤廓之论。
但此种同情的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丛稿二编，247页）。
[60]
刘先生注意到寅恪先生的史学受到德国浪漫派史家思想影响，可谓十分敏锐，但他此处使用了“同情之了解”
，而不是“了解之同情”
，可能因为尚未意识到寅恪的“了解之同情”
一说正是来自赫尔德。
而刘先生注意到寅恪的中古种族文化史研究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其洞见则十分难能可贵，下文我们将要讨论这一问题。
刘先生所说寅恪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与民族精神，海外近代思想、学术史学者亦表赞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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