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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131]
20世纪20年代，还有一批文人，高唱着“教育清高”
的论调，鲁迅对这种人更是深恶痛绝，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c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给了教育可以脱离政治之类的谎言以沉重的打击。
二、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
教育离不开社会，所以，改造社会是改造教育的前提。
20世纪20年代还流行—种思潮，叫“教育救国论”
，以为把教育办好了，就能国富民强。
美国教育家孟禄在1921年来到中国，也提倡用教育救落后的中国，他说中国各种不好的现象唯有教育能够补救。
这种思想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
但是，当时中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愿望是要推翻压迫他们的旧制度。
“五四运动”
以后发展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
提倡“教育救国论”
，让学生埋头读书，只能削弱革命斗志，无益于中国革命。
鲁迅对这个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不是靠教育，相反，要想把教育办好，首先必须彻底改造社会。
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
[132]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良不行，修修补补更不行。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时说道：“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看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133]过去有人把这段话理解为鲁迅赞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提倡一面读书一面做工。
实际上鲁迅讲话的重点是说明知识阶级要有真正的新的境遇，首先要改革环境、改造社会，否则，知识阶级仍然要回到不满意和受痛苦的老路上去。
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十分流行。
“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等教育主张曾经被当时中国许多学者接受，并在一些学校实验过。
有的学校内部布置了“社会环境”
，如办起了小银行、小商店、自治市等，甚至还有学校模仿当时的政权组织设置了保甲组织、警察制。
鲁迅对这种教育思想有所保留，他后来在《〈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中提到：“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像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错，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该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见，不相上下的。”
[134]这说明，鲁迅虽然主张反对旧教育的教育方法，但他更反对教育消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主张教育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从以上鲁迅的许多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把握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科学地阐明了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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