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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代时日，又多借重于原来著作，但仍难免挂一漏万之讥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叹。
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写作，文艺性又很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历史事实也难于做到波澜壮阔。
可能看起来未能满足读者希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了。
自然，朋友们来，也有些材料，但我又尽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总是些家庭琐碎，失却主题意义。
因为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因是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较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记得，也从略了。
而友人接洽的有关左联之类的事项，则以遵守铁的纪律，我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
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严肃的。
对党的关怀热爱，是推崇到最高点的。
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当一个“小兵”
的态度自处。
就是对左联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尊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议，再听从党作最后决定。
即接见外国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
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为党的工作多添些人手来。
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有时难免选择方面疏忽了些。
致使希望有为的转而成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
然终不失其坚决自觉。
在大关节处，他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方针、路线行事的。
这是鲁迅的优点，也就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回忆！
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等等和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的杂文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找寻，我在此就从略了。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好处而着笔的。
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
比如他曾经说过要出一本名《五讲三嘘集》的书，而且也曾对我说：这书名正好和《南腔北调集》作一联对；和《伪自由书》之对《准风月谈》，《三闲》之对《二心》，《朝花夕拾》之对《故事新编》，《呐喊》之对《彷徨》一样的工整巧合的。
然而这《五讲三嘘》的“三嘘”
实在觉得写了未必于社会、人民有何影响而终于放手了罢。
似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实在写得很潦草不够了，对鲁迅严肃写作的态度也差得远了。
幸而时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个人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
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
和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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