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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
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
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
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
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
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3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
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的重回到北京。
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
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
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
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
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
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
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
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
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
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
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
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
。
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
“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
，“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
。
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
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
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北京较难得，故昂贵）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
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
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
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
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
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
（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
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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